茶叶又名“茗”、“荈”，起源于先秦时期的古蜀国（今四川境内）。战国时期，古蜀国被秦军所灭，茶叶始传人中原地区。据《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可以看出早期的茶叶是一种药材。
自汉代以降，得益于古人丰富的饮食文化，茶叶逐渐发展为一种饮品。但由于制作工艺尚不纯熟，茶的制作成品颇高，故当时只是作为一种宫廷御用饮料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制作工艺的进步，烹茶技术逐渐得到推广，饮茶之风逐渐在民间流行。到了唐代，随着茶圣陆羽的《茶经》问世，茶已经成了唐代百姓的生活必需品了。《唐会要》记载，“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远近同俗”。
中晚唐时期，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江淮地区由于水路纵横、运输便利，遂成为主要的产茶地。淮南节度使治下的歙州、浮梁等地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茶叶交易中心。这里的茶叶沿着大运河北上，输入山东地区（太行山以东）。再沿着黄河西进流入东西两都，形成了一条庞而不杂的茶叶贸易网。茶税，也成为唐王朝最重要的税收项目之一。
唐末，淮南节度使、吴王杨行密与唐政府的实际掌控者朱温交恶，江淮地区的茶叶已不能直接北上。于是杨行密采取了折中的办法，通过与朱温一直保持良好关系的楚王马殷，将茶叶通过湖南地区销往内地。由于能赚到不菲的差价，马殷自然也乐得其所。
唐天佑二年（公元905年），吴王杨行密去世，继位的杨渥与马楚交恶。此时江淮地区的茶叶已不能通过湖南销往中原，另一个重要茶产地川蜀地区由于统治者王建与朱温势同水火，也难以销往中原。故当时中原地区茶叶紧缺，存在着巨大的商机。此时，马殷的一个谋士，敏锐的看到了通过茶叶振兴马楚经济的前景，这个人叫做高郁。高郁是马殷的谋主，也是五代十国时期最杰出的经济学家。
高郁治湘，第一步就是大力发展茶叶市场，在湖南民众中推广茶叶种植。湖南气候适宜，丘陵绵延，是极好的茶叶生产地。湖南民间也一直有小规模种植茶叶的传统。但由于交通不利，再加上湖南茶的质地较江淮、川蜀略逊，这些茶叶难以销往外地。所以，湖南的茶叶种植一直以来就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局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高郁制定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政策：允许民间自由进行茶叶贸易。在唐代，茶叶和盐铁一样，都是国家垄断的项目，民间私自买卖被抓到，轻则杖责，重则杀头。茶叶买卖，在唐朝是一条民众不敢碰触的禁区线。这条顽固保守的措施，无形中为唐王朝的茶叶贸易设置了一道枷锁。高郁能摒弃这道枷锁的束缚，可以说具有超越时代的经济眼光。
马楚允许民间自由贸易茶叶后，全国各地的茶商源源不断的来到湖南，与茶农进行直接交易。茶叶有了销路，茶农的种茶采茶积极性大大提高，“属内民皆得摘山收茗筭，募户置邸阁以居”，民众的收入也大大提高，三湘之地迅速代替江淮成为全国最大的茶叶市场。
于是，全国各地茶叶市场到处是湘茶唱主角，从开封到洛阳，从青州到凤翔。甚至岭南、八闽、吴越等地都是湖南的茶叶在唱主角，湖南的经济迅速腾飞。此时高郁再出妙招。由于朱温与淮南交恶，中原地区的茶叶供应只能依靠湖南这个唯一市场，此时高郁迅速抓住机会，在朱温无奈让步的情况下，马楚在开封、唐州、江陵等地设置了经营茶叶的专营机构“回图务”，完全垄断了中原地区的茶叶市场。
高郁可谓是五代十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在茶叶市场繁荣的背后，他敏锐的眼光又捕捉到了另一条生财之道。那就是：铸造铅铁钱。“湖南地故产铅铁，用都军判官高郁策，铸铅钱，以十当铜钱一；已而又铸铁钱，围六寸，文曰‘乾封泉宝’，用九文为贯，以一当十”。茶叶市场的繁荣拉动了马楚的商业，当时赴马楚做买卖的商人数以万计，“是时王关市无征，四方商旅闻风辐凑”。
高郁限制民间铜钱流通，代之以铁钱，于是“商旅出境，无所用钱，辄易他货去，故能以本土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商人在湖南境内交易来的铁钱在出境后必将是一堆废铁，于是这些商人就只能把赚来的铁钱在湖南境内就地采购其他物品，出境后再把这些物品卖掉换成铜钱。这对湖南的商业是巨大的刺激，湖南一跃成为晚唐五代商业最繁荣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