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他又想起了农民军，如果能和这支部队联合，就可以牵制一部分明军，减轻自己面对的军事压力。
当时，李自成刚好占领西安，蒙古鄂尔多斯部落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刻派人把这个讯息传达给大清摄政王多尔衮。多尔衮得知情况后倍感高兴，认为这是联系大顺军抗击明朝的最佳时候，于是亲自写了一封信，指派了外交信使，专程去西安送信。
在信中，多尔衮亲笔写道：“大清皇帝致书于西据明地之诸帅：朕与公等，山河远隔，但闻战胜之功取之名，不能悉知称号，故书中不及，辛毋以此介意也。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如何耳？惟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顺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
从这封信的落款看，写信的日期是1644年正月26日，距离李自成正月初八离开西安东征，已经过去了半个月时间。
此时的李自成，已经占领山西临汾，进逼太原，行军速度惊人。
多尔衮这封信写得特别真诚，既表达了要和李自成共取天下的野心，字里行间也充满了对李自成这位农民军将领的尊重。
不过，不知道他是故意不想抬高李自成“大顺皇帝”的地位，还是压根就不知道李自成称帝的消息，抑或是只想利用农民军，而不想真正和农民军平分天下。总而言之，他在信里居然称自己“不能悉知称号”，用心之深，让人匪夷所思。
而且，多尔衮的这封信，是以国书的形式投送。在信封上、下都写有“谨封”二字，并盖有“皇帝之宝”印玺。信内落款年月处同样盖有“皇帝之宝”印玺，足见他对联合李自成农民军的重视程度。
如信中称呼，他在信封上也写着“诸帅书”几个字，也没有写李自成的名字或者“大顺皇帝亲启”等字样。
由于古代交通条件艰苦，通讯不发达，加之路途遥远，辽东到西安上千里路程。多尔衮的书使迟起龙等几个人走了一个多月才达到陕北榆林地区，当时已经是3月初3。
迟起龙将多尔衮的亲笔信交给驻守榆林的大顺军最高首长王良智。此人名字里虽然有个“智”字，但他一点也不智慧，看到这份信上写着“诸帅书”三个字后，便认为此信是一般的信函，没有当一回事，并随后拆开，一看内容，才知道这封信是一份国书，书中内容更是惊天动地，不是他这一级干部能决定的事情。
但信已经打开，要是把打开的信送到李自成手里，万一“大顺皇帝”李自成发怒起来，他这个榆林守将的脑袋怕是要保不住了。在这点上，王良智又显得特别智慧，内心的小算盘很快算出来如何才能保住自己脑袋，不被杀头的办法。
于是，他答应迟起龙会把多尔衮亲笔信里表达的意思转达给李自成，让迟起龙带着这份被他拆开的信返回辽东。
这么一处理，合情合理，看不出有什么毛病。
那个时候，李自成已经打到了大同，正准备挥师北京，直捣龙潭。他对王良智同志转达清朝政府那些信中的话，也没有留意，既不回话，也不回信，就这么冷处理了一下。
毕竟，取得北京之后，他就是真正改朝换代的天子，那些觊觎皇位的人，都是他征讨的对象。
由于他的冷处理，清朝也失去了联合大顺军的机会。
然后，随着李自成攻陷北京，覆灭大明之后，旧的矛盾破灭，新的矛盾产生。
短短一个月时间，李自成在多尔衮眼里，已经从原来的统战对象，变成了你死我亡的竞争对手。大顺政权已经替代明朝，成为阻止清军进入中原的头号强敌。这对于发誓占领中原的大清政权来说，是绝对不能容许其存在的。
俗话说，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更何况大顺和大清还不是朋友，各自不同的利益追求，终于让多尔衮很快调整战略，把原来的“联李抗明”改成“联吴抗李”。
新的角逐重新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