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晋楚争霸，齐秦强势，四大主要势力逐鹿中原，其他如郑、宋这样的小国，只能凭着自己的政治嗅觉选边站队。在此棋局中一步走错，大国将霸权不在，小国则国破民亡。
对于大国来说，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外交则是国内政策的延续，其内部稳定，才是立国之本；对于小国来说，其生存与发展皆存依赖，即无论是防御还是扩张，都在大国严格监视和控制之下。
特别像郑、宋这种本身实力有限、又身处晋楚争霸漩涡中心的小国，稍有不慎，将会受到毁灭性打击。固其对外政策更需要智慧和理性，才能为本国谋得生存空间。
郑国坚持“实用主义”，遵循“唯强是从”的对外策略
郑国只有“三流诸侯国”的实力，还处在晋楚争霸“风暴中心”的尴尬境地。因此，郑国子驷就曾感叹“天祸郑国，使介居二大国之间！”
弱国无外交，军事上拿不回来的安全与尊严，不能指望用盟约和辞令要到手。其实在外交上可供郑国选择的余地很小，子驷所谓的“唯有礼与强可以庇民”，也不过只能为郑国在晋楚之间的摇摆得到道义上的支撑，郑国的对外策略依然不是由郑国决定的，而是由晋楚争霸的结果决定的。
晋楚争霸
在晋楚激烈的争霸中，郑国总是处于一种“被侵扰”的状态。形势比人强，郑国交通枢纽的地理位置，让晋楚绝不能容忍郑国完全落入对方手中，郑国也只能采取“随风倒”的策略。正所谓“晋、楚争郑五十年，乍判乍服，唯强是从”，郑国正是以这样的态度来换取生存的空间。
郑国有识之士也非常清楚郑国的处境，如子产所叹“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更糟糕的是，郑国这种反复、无信的对外政策又会增加晋楚的不信任之感，从而加剧郑国处境之恶劣。
所以，郑国的“左右逢源”也就意味着“左右得罪”，当郑国地理位置越关键时，得罪另一霸主的代价就越高，特别是在晋楚发生强弱相对转换的时候，如“城濮之战”后，晋国实力占据上风，原本追随楚国的郑国非常恐惧，向晋国请降，晋国虽然准许郑国参加会盟，但在两年后还是兴兵伐郑，郑国差一点就亡了国。
楚庄王继位后，争霸优势又向楚国倾斜，郑国再次面临艰难的选择。正所谓“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郑国很快被迫卷入晋楚新一轮的争霸中。宣公元年，郑国倒向楚国，楚国趁机攻打陈、宋，晋国为救陈、宋而攻打郑国；宣公二年，郑国受楚国之命伐宋，而引起晋国报复，受到两次讨伐，郑国被迫又倒向晋国；宣公三年，郑国与晋国订立盟约，而同年夏，楚国又因为郑国投靠晋国而讨伐之。
《东周列国·春秋篇》楚庄王剧照
在这之后的数十年间，郑国饱受战争之苦，几乎年年都有战争，而郑国见风使舵的态度，终于激怒了楚国，最终楚国包围郑国三个月而攻下其国都，给予郑国最严厉的打击。郑国几乎亡国，连国君都不得不“肉袒牵羊以逆”，他们在国家利益上遭到了严重的损失，颜面扫地，狼狈不堪，毫无国家尊严可言。
若不是晋楚势均力敌，相互惮忌，郑国亡国已成定局。虽然在晋国的救援下，郑国能苟延残喘，但是十几年来兵连祸结，给郑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破坏，小国在霸主博弈下的无奈可见一斑。
即便在如此不利的处境下，郑国的外交策略依然有巧妙灵活的亮眼之举。最典型的，就是郑国敏锐嗅出晋悼公继位后晋国国力上升、即将在争霸中占据上风，以及楚国受到吴国制约无力北进的局势，而坚决地倒向晋国，为自己赢得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光。
郑国利用这一宝贵的机会，推进了一系列国内改革，如子产“作丘赋”。在追随晋国的时期中，郑国并没有完全臣服、丧失国家尊严，反而巧妙灵活地维护了自己的尊严。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子产拒绝晋国实权大臣韩宣子索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