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低级官吏的选任，秦朝实行由地方推举的办法。刘邦在秦朝时，“及壮，试为吏”，即经过试职，而后被任命为泗水亭长。
此外，盛行于秦昭王时期的任举制，或称保举，大约秦统一初期还在实行。这是由官吏荐举人才，并作担保，官府加以任用的选官方式。如秦王嬴政时期，李斯入秦，就是由吕不韦保任为郎的。
但是，如果保举违制，或所任不当，保举者将受到惩罚。云梦秦简 《秦律杂抄·除吏律》规定，如保举曾被撤职永不叙用的人为吏，罚二甲。《除弟子律》规定，如保举弟子不当者，则耐为候，即处以剃去须鬓的耐刑，罚做伺望敌情的刑徒。
秦朝对地方官吏的考课，实行的是“上计”制。即每年年终，由地方派人到京师上计簿，上报辖区治状。上计的内容十分广泛， 如农桑、户口、赋税、钱粮、治安、断狱等，以便中央了解各地的政情风俗，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并作为官吏升迁赏罚的根据。
秦朝的赐爵制，源自秦的赐爵制。它在全国统一后，也发生某些变化。秦推行赐爵制，本意在于奖励军功。凡获得爵位者，可根据不同等级，享受某些特权，如入仕为官，赎罪赎身，获取田宅， 役使庶子，封邑食税等。嬴政即位后，以军功赐爵仍然没有改变。如公元前238年，秦平息嫪毐叛乱时，对斩敌立功者均拜爵，参战的宦官也拜爵一级。但全国统一之后，赐爵出现了明显变化，即修驰道及徙边也可以授爵。
李斯议论的核心问题，即“私学相与非法教”，有碍于“定一尊”。于是，李斯主张禁私学，焚《诗》、《书》，实行文化专制的政策。
李斯的建议包括：
一、除《秦记》、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的书籍外，其余的史书和民间所藏《诗》、《书》、百家语等，一律限30日内交官府烧毁，逾期不烧即处以黥刑，罚筑城四年的苦役。
二、凡议论《诗》、《书》的弃市，以古非今的，灭族。官吏知情不举的，与犯禁同罪。
三、禁止私学，愿意学习法令的，以吏为师。
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并诏令付诸实行。
秦始皇既然下令焚书，许多古代典籍付之一炬，其中六国史籍损失最大。因为这类史书对秦“有所刺讥”，又因主要藏于官家，自然不能幸免于难。直到东汉班固作《汉书·艺文志》，由于这类史书存世甚少，以致所著录六国史籍寥寥无几。
《诗》、《书》及百家语之类，因民间藏的较多，所以损失比史籍要小。古代典籍经过秦火浩劫，损失不少，但是并没有全部被销毁。事隔一百年之后，司马迁著述《史记》，书中征引、述及的古籍不下数十种，说明有些古籍还是保存下来了。甚至被李斯斥为“私学”、指为“祸首”的诸子著作，也没有完全被烧绝。西汉中期以至东汉初年，诸子文篇依然存世。《汉书·艺文志》诸子类，还详列各书所存篇数。这些书籍成为劫后余存。
它们所以能保存下来，除了秦博士官所藏书籍不被烧之外，当时民间私藏禁书是重要的原因。伏生壁藏《尚书》就是其中一例。汉初废除“挟书律”，许多典籍纷纷出世，大都是民间私藏的结果。汉景帝时，鲁恭王广治宫室，也 从孔壁之中发现大量的古籍。
秦始皇焚书的目的，为的是定法家于“一尊”。在“定一尊”的 口号下，各种学派的言论被禁止，百家思想受禁锢。一句话，禁绝一切异端思想，这就是焚书的实质。这种以焚书为手段的文化专制，造成我国古代文化的劫难，使长期积累的文化遗产遭到极大的破坏。
秦始皇的焚书，引起士人诸多不满，因而又演成坑儒事件。焚书的第二年，为秦始皇求仙药的方士侯生和卢生，唯恐骗术败露，遭杀身之祸，便私下攻击秦始皇。他们指责秦始皇贪于权势，独裁朝政；专任狱吏，不用博士；而且双双逃亡。秦始皇闻讯，以方士行骗诽谤，耗费巨万； 咸阳诸生，“为妖言以乱黔首”为罪名，下令追查诸生罪状，结果将犯禁的460余人，统统坑杀于咸阳。
秦朝的官秩，即官阶等级和俸禄，实行的是秩石制。这就是以“石”的数字表示官阶，依照不同的官阶等级授禄。如秦统一前夕，因吕不韦事件的牵连，一些官吏被迁往房陵，其中就有“六百石”、“五百石”之官。全国统一之后，大约仍沿袭此制，但官吏的等级差别，以及不同等级官吏的俸禄，今已无法确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