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洗兵马》虽是佳作，却不利于稚童学习，所以未能入选《唐诗三百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
从长度来说，这两首诗和《洗兵马》一样，都有好几十句，但除了长以外，这首诗的学习难度并不高，白居易的创作风格我们都知道，他写诗要先拿给老奶奶读，直到老奶奶都不再有疑惑，才算成诗，所谓“白首亦莫能废”，而这两首诗的背景也不复杂，以《长恨歌》为例，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安史之乱的发展，都时常被人提起，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稚童即便不能完全理解背后的含义，但总听过这些故事，诗中虽然也有不少典故，但比翼鸟连理枝、汉武帝的金屋这种典故，也十分浅显易懂，相比起《洗兵马》，白居易这首诗学习难度降低了很多。
取情不取理
在蘅塘居士编选《唐诗三百首》之间，流传最广的古诗选集是《千家诗》，这也是一部启蒙读物，其编选标准也在“难易”上大下功夫，蘅塘居士就对这一点作出了肯定评价：
“易于成诵，故流传不废”。
但紧接着，他又提出了批评：
“随手拾掇，工拙莫辨……唐、宋人又在出其间，殊怪体制。”
这一批评之语，正是《唐诗三百首》取情不取理的标准所在。今人在谈论唐宋诗区别的时候，必然提到“唐主情、宋主理”，就是说唐诗以神韵见长，而宋诗重在说理。
唐诗固然是巅峰，但宋诗的成就也并不逊色，只是在编选一本启蒙读物的时候，就不得不注意情与理的差别，如果并在其列，学习的时候就难免混淆，搞不清唐诗和宋诗的差别，因此蘅塘居士在这方面做了抉择。
再者，蘅塘居士所处的时代，文坛以王士祯、沈德潜为盟主，这两位就是宗唐派，偏爱唐诗的神韵说，对当时的科举考试选题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说，编唐诗选集而不编宋诗选集，除了情理上的考量之外，也是符合当时社会背景的一种选择。
李贺诗为什么不能入选《唐诗三百首》？
我们探讨了《唐诗三百首》的三种选诗标准，接下来就来说说李贺。
李贺当然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但他的诗不合符《唐诗三百首》“取正不取变”和“取易不取难”这两个标准。
如果要概括李贺诗的风格，很多人都会说诡异空灵、悲冷凄苦、想象丰富，如《秋来》一篇，结尾写道：“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他本欲写自己怀才不遇的忧愤，却偏偏把自己的主观情感与鬼魂结合，诗人托物寄情的多了，但如李贺这般托鬼寄情的，不说绝无仅有，那也是凤毛麟角。
如果按照“取正不取变”的选取标准，李贺虚幻险怪的诗风，恰巧落在一个“变”字上，与“正”相去太远。
在流连于虚幻险怪的同时，李贺诡异的想象力，又十分让人费解，如《苦昼短》一诗，从时光飞逝，写到天东神木，最后归于刘彻和嬴政的消亡，无论是文字上还是逻辑上，不能直入李贺的心里，就难以把握他想表达的意思。
再如最著名那首《金铜仙人辞汉歌》，如果你不了解“金铜仙人”这段故事的来龙去脉，光是这个诗题就足以让人纠结很久了，而“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这千古名句，我们都能从字面上理解，说世间有情之物如兰花一般，会衰老枯竭，苍天若有情，天也会老，但撇开字面意思，这两句诗又和“金铜仙人”有什么联系呢？这都是需要下功夫去学习的。
由此看来，李贺的诗，跟“易”毫不沾边，通篇都是一个“难”字，“取易不取难”的蘅塘居士，自然也就不会选择李贺的诗入《唐诗三百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