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古人常常将王安石变法与北魏孝文帝改革并论，以负面评价为主。北魏之亡，乃是六镇兵变之祸，其直接原因乃是迁都之后，改革利益分配不均。那么，王安石变法果真也是如此吗？49年以来，大批历史学家，如邓广铭、漆侠等先生都对王安石变法有过系统的研究，得出了与古人不同的结论。
今天，与各位学友分享一篇复旦大学王水照先生的小文，再一次认真反思“改革”的得失。
本文节选自：王水照，《重新认识王安石》
选自：中华读书报，2017
王安石是广涉四部、具有恢宏格局的文化巨子，但又是生前和死后聚讼纷纭、毁誉参半的争议性人物。其变法活动是争论的焦点。检阅一部王安石研究史，无论政治评价、思想考虑、文学论析均为变法问题所左右，而意图前置的泛政治化成为王安石研究史上的一个突出倾向。这影响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不仅不能正确认识王安石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也不能正确认识“荆公新学”和他的诗词文学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如果说，王安石当年和司马光、苏轼等人的矛盾还属于政见不同之争，彼此不失道德人格上的互相尊敬；至北宋末南渡后，王安石即被定性为北宋灭亡的祸首。洛党杨时在靖康国难当头之际，首倡“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的说法，嗣后口诛笔伐，一片骂声。诚如鲁迅所说，此一论调已成为“北宋末士论之常套”（《中国小说史略》）。尤为怪异的，曾被陆九渊评为“洁白之操，寒于冰霜”的王安石，沈与求却在绍兴年间上奏朝廷，认为“丧乱之际，甘心从伪，无仗节死义之风，实安石倡之”，要求治罪，其证据竟只是王安石曾说过扬雄和冯道的好话，这连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也以为“此论前未之及也”。在这样的社会舆论笼罩下，要实事求是地研究王安石，是不可能的。
直到清中期以降，才出现过平反辩诬的呼声，褒贬立场虽异，但思想方法仍未完全脱离意图前置的泛政治化倾向。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和梁启超的《王荆公》是两部代表性的翻案之作。蔡谱材料翔实，考证缜密，然而过度强烈的辩诬目的夹杂着乡邦之谊的情绪化色彩，使不少论断失之偏颇；梁氏之“传”从大处着墨，影响深远，但显有借古喻今、为戊戌变法申雪张目的印痕，也损害了其学术内容。
新中国成立以来，王安石被置放于崇高的地位，列宁说的“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一时成为研究的基础和社会的共识。其实，列宁这句话是他的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中的一个注解，内容是肯定王安石主张“土地国有化”；但我们知道，中国自古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只是划分户等、均定税役的一项新政，并不涉及土地所有制的国有或私有问题。但列宁的这条注解，却使王安石研究避免了“左”倾思潮“大批判”之风的干扰，从而使研究论著和文本资料的出版颇为丰富，不像苏轼研究一度成了禁区。到了“文革”大搞“评法批儒”时期，王安石被派定为大法家，一束束耀眼的光环阻挡了人们对他的认识，正如苏轼被强扣上一顶顶“投机派”“保守派”“两面派”帽子而被弄得面目全非一样，或荣或辱，都偏离了学术研究的正途。
从学术研究的自身立场而言，无论是对王安石的肆意攻击，或是无限拔高，都是不正常的，都无法科学地认识和评价这位历史人物的实际面目和历史地位，也无法揭示他于当下社会的意义和价值。新时期以来，学术研究迎来“春天”，对王氏的肯定评价仍是主流，也有不同的声音，但均属于正常的学术探讨，有助于认识的深入和发展。
公元960年，后周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王朝，继梁、唐、晋、汉、周以后，演出了又一场武臣夺权的新剧。如何力免沦为承袭五代的第六代，成为宋朝君臣理国治政的关心焦点，不久发生的“杯酒释兵权”事件就是重要的标志。开国君主们殚精竭虑设计的种种“祖宗家法”，目的即为维护和巩固赵宋政权，防止篡权政变，其核心即在建立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把军权、政权、财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皇帝手中。朱熹说过：“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朱子语类》卷一二八）这对巩固宋朝的统一、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和抵御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侵扰，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北宋未发生过一次政变、兵变，也未发生过动摇其政权根基的民变，出现了“百年无事”的表面承平局面。但同时存在着消极因素，而且越到后来越严重。在军权集中方面，北宋王朝为了防范武人跋扈擅权，把军队交由文臣统率，又立“更戍法”，士兵经常轮换驻防，终年来往道路，致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这就造成军队训练不良，战斗力薄弱；兵种复杂，禁兵、厢兵、乡兵、藩兵重叠设置，造成严重的“冗兵”之弊。在政权集中方面，北宋王朝在制度上削弱相权，相位常年缺额，厉行权力制衡，鼓励“异论相搅”；规定地方长官由中央官吏兼摄，加强对地方的各种监视；但又优待官吏，所谓“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五“宋制禄之厚”），使得官僚机构庞大臃肿，腐败无能；“任子”封荫，差遣、寄禄官重叠，造成严重的“冗官”之弊。在财权集中方面，规定地方财赋绝大多数上交中央，又刺激了上层统治集团的穷奢极欲，挥霍享乐。到宋仁宗时，国库空虚，“惟存空簿”。再加上每年向辽、西夏输纳大量“岁币”（银、绢），“冗费”之弊日趋严重，酿成了“积贫积弱”的危机。因而，改革弊政的呼声日益高涨，包括后来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士子，都加入这一行列。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