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让我们猜它是什么意思，我们想了很久都想不出来。最后她告诉我们，它的意思是梦想。第一次有人告诉我，这个东西很重要。”苏童说。
在巴别乡的每一天，璐瑶都有新的发现和感受，尤其当她开始家访，走遍全乡13个村子，她感觉，“每天都有东西咚咚咚地撞击你的心灵。”
去宝宝家，进门是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孩子。父母双双在外打工，十岁的男孩在长辈亲属帮助下独自生活。“家里谁砍柴？谁煮饭？谁扫地？”“我自己。”
在“秘书”家，问这个12岁的孩子梦想是什么，“我不知道梦想是什么。长大可以养猪、种玉米。”
艳艳发烧了，用手摸摸她的额头试温度，小姑娘突然就哭了，爸爸在外打工，妈妈离开了家，这样的触摸陌生而温暖……
纷杂的情绪在璐瑶心里积累，终于在一个清晨爆发。在那个起晚了的早上，她从宿舍出来，一眼看见一群孩子捧着饭缸、蹲在树下，埋头吃早饭。他们有的光着脚，有的穿着破旧的鞋，身上脏脏的。他们背后，是极美的青山白云蓝天。
“我脑海里一下闪现小时候常在北京看见的建筑工人蹲在工地门口扒盒饭的画面。”想到这可能就是这些孩子的未来，她眼泪唰地流下来。
这不公平。她想，凭什么？孩子生来有被陪伴，被爱的权利，未来该有无限可能。他们没做错任何事，他们的家庭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付出了。在村子里，老人没有子女，孩子没有父母，可他们没得到应得的。因为成长在贫穷乡村，他们缺少爱护、信息闭塞、教育资源和发展机会匮乏，对未来的可能性一无所知。
“过去，我认为乡村教育的根本问题就是贫困，是孩子上不起学、买不起书。但那时，我发觉比贫困更要命的是封闭。”
在封闭的世界，孩子没有足够的想象力谈论梦想。他们亲眼所见的人生道路，要么是像爷爷奶奶一样种地，要么是像父母一样打工。第三条路是学校老师讲给他们听的，要考大学，但他们并不清楚什么是大学，也不知道考上大学后做什么。
许多年后，璐瑶觉得，在那个莫名其妙哭到不能自已的清晨，冥冥中像有人告诉她：我们来做点什么打破这种封闭，如果这些孩子看不到未来的可能性，我们让他们看到。
这成了她的梦想，也让她的人生拐向另一个方向。
“我解决不了几百万人的问题，我解决几个行不行？”
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想帮贫困乡村的孩子们打破封闭，这可能吗？
最开始，璐瑶也没什么特别的办法。
在临近支教结束的一次家访路上，她跟同行的本地老师说，想发起一个助学项目，帮巴别的孩子联系一对一的长期捐助人。
那位老师的反应是：你能坚持多久？
他见多了来来往往的支教大学生、一时受触动说要捐钱的热心人，和许多为期一两年、效果微茫的助学行动。
“我被问懵了。”璐瑶说，“我说我不知道，但我愿尽最大努力，一直坚持下去。”
在当地老师协助下，她发起“巴别梦想家”项目。2009年7月，支教结束，璐瑶带着130多份走访来的巴别孩子资料回到北京，为他们寻找一对一捐助人。
她要求捐助人在所捐助孩子成年前的长达十年左右时间里，除了每月提供150-250元的助学金，还要与孩子保持联系，做其情感陪伴的伙伴和接触世界的窗口，决不能半途而废。
这种“陪伴成长”的要求，和她有限的“资源”，使得第一批得到捐助的孩子只有8个，捐助人全是璐瑶的亲戚，包括她的父亲、小姨、叔叔和婶婶。一年后，数字上升到31个。
回京后，璐瑶在北京金融街一家投行上班。在山里待久了，城市变得陌生，她觉得金融街的楼高得能叫人闪了脖子，走路时，几次撞上大厦透明的玻璃门。金融业是个闪耀着金钱光辉的行业，每天对着电脑，看财富的聚集和再分配，她总会想起巴别的孩子们，比较此地彼地，像做着一个没醒的梦。
整个人被撕裂，璐瑶觉得痛苦，“这明明才是我该走的路，可我难受。”
干了几个月，她放弃挣扎，辞职去一家公益组织，工资起码打了三折，但她得以学习怎么做公益项目，怎么更好地帮助乡村孩子。
日益感受到一对一助学不足以解决封闭问题，“信息来源单一，而且是虚拟的，孩子们只能听说，不能亲身体验。”2011年，璐瑶开始办参与式工作坊，组织夏令营、冬令营，请受助学生免费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