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6年摸索，璐瑶总结出一套路径，她认为“巴别梦想家”通过创造一个社会化学习的实践共同体，探索着乡村教育封闭问题的解决方案。
“我们对社会化学习的定义是，把学习者浸泡在复杂、多元、真实的社会情境中，通过持续不断的体验和实践所发生的学习。”璐瑶说。
在长期举办的大量参与式活动里，他们一次次模拟一个乡村孩子从边缘到融入社会的过程，通过推动孩子在集体中的身份转变实现他们的学习、蜕变。
2012年，为赚取资金办工作坊，也为了扩展捐助人资源，璐瑶离开公益组织，进了上海一家上市公司。
工作强度大，她常来不及倒时差地到欧洲出差，还要去巴别带孩子们开营，但翻看她那两年的微博，不时会看到几句兴高采烈的“我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越来越清晰”“多累的时候看到巴别的照片都觉得如沐春风”“半夜做梦梦到‘巴别梦想家’茁壮成长，居然笑醒”。
2015年，纠结半年后，璐瑶不顾劝阻，辞职回广西，全心投入“巴别梦想家”项目。
这一年，璐瑶32岁。她说自己心里其实很害怕，但又怕再过几年，更没勇气，“对梦想的渴望能战胜恐惧和孤独。”
“有的事情，看到了没法装没看到。假如我从没去支教，我知道社会上有这种不公平的情况，但我也可以继续过自己的生活，可我确实看到了。我可以装傻，所有人都可以装傻，然后呢？社会是个共同体，乡村留守儿童有几百万人，他们最终都会进入社会。谁都想独善其身，但谁都没法真的独善其身。我解决不了几百万人的问题，我解决几个行不行？每个人都这样想，社会是不是就不一样了？”璐瑶说。
“教育的客体不是孩子，是环境”
璐瑶从没要求“巴别梦想家”的孩子学习多用功，考试考多少名，但从结果看，他们总带来惊喜。2015年，“梦想家”第一次有适龄参加高考的孩子，5人全部考入大学，阿国考上中央民族大学，成了巴别乡30年来首个考到北京读大学的考生。此后，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地质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几乎每年都有“梦想家”的孩子考到北京。
2016年，11个“梦想家”成员参加高考，全部考入大学，全乡仅有的两名考入全国重点大学的考生都在其中。
好消息每年都在继续。
加入“巴别梦想家”时，孩子们还是小学生，其中还有后来差点被学校劝退的“差生”，为什么他们都能考上大学？“就因为他们是自己想上，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见识过世界后，他们内生的动力被激发了，这些成绩不都是‘梦想家’的功劳，我们只是提供了一种学校和家庭之外的有所助力的环境。”璐瑶说。
她觉得每个孩子都是粒种子，给予阳光、水和土壤，都能发芽。
一定程度上，这些孩子打破了人们对留守儿童的刻板印象。在大学，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为学校社团的领导者、活跃分子和班委，“当了各种部长，所以我们‘梦想家’理事会的微信群群名就叫‘神仙和各种部长’。”璐瑶说。
理事会是2016年“巴别梦想家”登记为“广西梦想家乡村贫困青少年关爱中心”，成为省级公益组织后，通过公开竞选选出来的，成员除了璐瑶，全是年满18周岁的“梦想家”孩子，他们参与所有决策，共同管理这个机构。
“所以，当人们说农村孩子到大学后会自卑，会不适应，没有责任感……这到底是孩子的问题还是环境的问题？教育的客体不是孩子，是环境，教育者要把劲使在环境上。”
提到“大环境如此”已成为一种方便的借口，璐瑶说：“我们忘了自身对大环境的责任，忘了每个人都是一个环境。”
近几年，早期加入“梦想家”、现在已考上大学的乡村青年们——他们被叫作“出栏梦想家”，纷纷在学习工作之余，回故乡服务更多乡村孩子，成为运营“巴别梦想家”项目的主力军。
这也成了“巴别梦想家”最独特的地方，给予其生命力。
曾经，璐瑶是个孤独的梦想家，在人生地不熟的田阳，带着迷茫独力支撑着这个前路未卜的机构。最初，她近乎奢侈地投入多年光阴，陪伴了不到100个乡村孩子。直到2017年，机构九成资金来自个人捐赠，她很难从基金会筹到款，人们质疑她的模式不成规模，效率低下，难以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