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家德
昭通刘绍清主编的《中国农村文化扶贫研究》（华夏出版社2019年8月版）一书集理论探索、思考启迪、案例展示、风采瞭望、新锐视角、附录6个栏目为一册，收集了以昭通作者为主、在脱贫攻坚工作中运用文化元素的60多篇文章，洋洋洒洒共47万字。
我们知道，昭通市是云南省自然条件差、人口多、深度贫困面大的州市之一，脱贫攻坚成了他们当前压倒一切的工作。如何运用文化元素参与扶贫攻坚工作，《中国农村文化扶贫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甚至是可操作运用的成果。
有道是扶贫要先扶志，人穷之所以志短，主要缺乏的就是精神文化。文化缺失，就好比人缺钙，就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只有植入自强自立的精神，才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中国农村文化扶贫研究》的作者和编者，从理论上探索了文化元素运用于扶贫工作的重要性。
但是，在多年来的扶贫工作中，我们对文化元素的运用是不足的。于是，在一部分贫困户和贫困人员中，眼盯扶贫款，争当“建档立卡户”者，有之，不以贫困为耻反以为荣者，有之。据红河扶贫干部唐旭光介绍，他所去扶贫的村，曾有过“平分扶贫款”的要求，少部分人不求两手去劳作，一心只看扶贫款，谁多了？谁少了？——这种种现象，实际上就是缺乏文化、缺乏精神支撑的表现。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农村文化扶贫研究》中也做了探索。刘绍清在《幸福花开轱辘河》一文中是这样介绍的:
“负责永善县茂林镇新林、松林、永安 3个村精准扶贫工作的总队长刘丞云同志，在帮助解决‘人背马驮，村无一业，到处是危房’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文化这个隐性元素，组建了7个专业合作社，鼓励双学位大学生温飞返回家乡做创业的带头人，鼓励和培养中学生参加全国征文比赛等，让文化在轱辘河畔不仅开花，还结了果。”
像这样利用文化元素参与扶贫的案例，在《中国农村文化扶贫研究》一书中可谓比比皆是。有的方法，可以说拈来并可用，如《精神扶贫激发内生动力》，介绍的就是盐津县如何打“组合拳”的。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收录在《中国农村文化扶贫研究》中的榜样，不仅有脱贫致富的典型，还有兢兢业业的各类扶贫干部。透过这些榜样，读者仿佛看到了如何做好扶贫工作，如何脱贫致富的“模”与“范”，他们虽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其中又不乏有统一的“核”，那就是“执着”。赵廷臣在《“沉”在扶贫一线的硕士生》一文中介绍的大关县悦乐镇新寨村扶贫队长潘若婵，就是这样在一线贡献青春的人。
扶贫工作需要创新。如何创新？在“新锐视角”这个栏目中，我们也可找到些许答案。
《一条广阔而艰难的道路》的作者刘正忠是大学毕业生，《文化扶贫对文化误区的作用》的作者朱家丹是在校大学生。他们提出的措施，既不脱离实际，又不落俗套，且观点新颖。应该说，对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不久的将来就是扶贫路上的主力军。2020年全面脱贫，并不意味着扶贫工作的结束，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尤其是像昭通这样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扶贫工作永远不会有终点。当我们看到在新生代中，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观点，将来的扶贫工作，是不乏人才的。这应该说是《中国农村文化扶贫研究》一书给以我们的信心。
当然，《中国农村文化扶贫研究》一书研究范围过大了。尽管书中收录文章的作者不乏外省外地的，也不乏知名的专家教授，但要对“中国农村文化扶贫”进行研究，还要有更深入的调查研究、更好的研究成果才行，这是一项大课题。因此，若《中国农村文化扶贫研究》属“抛砖引玉”也好，“筚路蓝缕”也好，这个课题还需要更多的力量加入进来，共同推进。此外，如果“中国农村文化扶贫研究”面不要太大，太“大杂烩”，比如能够集中深入研究昭通的“文化扶贫”，也许成果会更大，指导意义和样本作用也会更大。
但总而言之，《中国农村文化扶贫研究》一书的出版，值得庆贺，该书主编能够站在崇山峻岭中的大山深处，以“乌蒙磅礴走泥丸”的气概研究全国扶贫文化元素的运用，主题有时代性，有具体案例，有独特思考，其研究成效初显，其精神和勇气都值得称赞，更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