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些文献典籍的元典文本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宋儒奠定的《四书》体系与原来单篇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意义是不同的。譬如《大学》《中庸》来自《礼记》，而《礼记》一书早在唐代就立于学官，成为“九经”之一。但是，汉唐时期《大学》《中庸》在《礼记》中，其实是被纳入以先王治理为目标的《六经》体系，而宋明时期《大学》《中庸》在理学思想中，其实是纳入以儒家诸子“为己之学”为目标的《四书》体系。经过宋儒关于天理论、心性论、工夫论的经典诠释之后，其思想体系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和发展。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经部》对二者的区别有一个特别的说明：“训释《大学》《中庸》者，《千顷堂书目》仍入‘礼类’，今并移入《四书》，以所解者《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学问各有渊源，不必强合也。”为什么会发生这么重大的变化呢？
首先，《四书》学的出现体现了中国学术史的一个重大变化。两汉经学阶段，《六经》在中国学术史上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崇高地位，早期儒家的诸子与传记，均只是学习《六经》之学的路径、手段，《六经》元典才是学问的终极目的。但是，《四书》产生后，《六经》之学至高无上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读书人首先以《四书》为本，以《四书》的义理去贯通《五经》之学。二程提出：“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他们凸显了《论语》《孟子》在儒家经典体系中“为本”的重要地位。他们进一步解释《六经》与《四书》的关系时，强调《四书》更加重要与优先的地位。二程说：“且先读《论语》《孟子》，更读一经，然后《春秋》，先识得个义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为准？无如《中庸》。”朱熹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结集之后，也是更加强调《四书》体系在整个儒家经典义理系统中的奠基地位和核心地位。朱熹说：“必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它经，是打禾为饭。”“四书”为什么是“熟饭”？因为它们直接集中了全部的天地万物之理，他说：“《大学》《中庸》《语》《孟》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与此不同的是，《六经》之义理与宋代人有“隔”，他说：“《诗》《书》是隔一重两重说，《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说。”可见，朱熹不仅重视“四书”，而且认为其重要性要超过“六经”。
其次，体现出中国思想体系的重大变化。《六经》与《四书》不仅仅是经典体系的差别，更是思想主体、思想观念的重大差别。《六经》的思想体系是以礼为本。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对孔子为了复兴西周礼乐文明而编《六经》的过程作了论述。而《礼记·经解》一文，认为《六经》之教的目的就是礼教和礼治。南朝皇侃因此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如果说《六经》系统是以礼为本的话，那么《四书》系统则是以仁为本。孔子及早期儒家的《四书》体系，主要是一个以“仁”为中心的思想体系，既包括志士仁人的人格精神，也包括仁民爱众的人道秩序。孔子认为礼的社会秩序的实现，必须建立在个人具有内在仁德的基础之上。应该说，儒家的《六经》体系与《四书》体系是互补的，即《六经》的礼乐政制思想与《四书》的仁义道德思想是一种互补关系。但是，《六经》体系与《四书》体系的差别也是十分明显的。汉儒重视《六经》之学的研究，故而强调以礼为本的外王之术，将《六经》之学与国家治理、典章制度紧密结合起来，强调学术直接为汉唐政治服务。宋儒重视《四书》学研究，故而强调重视以仁为本的内圣之道。从汉学的《六经》学演变为宋学的《四书》学，体现出中国思想史的重大变革。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宋学源流”［19ZDA028］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0年09月26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