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宏宇
一说“水泊梁山”、《水浒传》，能想到很古老的“侠”字么？
过去有人说，《水浒传》属“侠盗小说”，具有反社会倾向，是一部“诲淫诲盗”的坏书。后来有人说，《水浒传》是一部写“投降派”的书。私下里，不知有多少人说，《水浒传》是一大篇痛快淋漓的男人故事，比《三侠五义》什么的，生动得多。
文学性上论，《水浒传》水平是相当高的。不然也入不了“四大名著”之列。
但个人认为，说它是“侠盗小说”，不尽准确。事实上，实在不认同“侠盗”的这个词汇——侠是侠、盗是盗，两码事您哪。非要在“侠”与“盗”之间，给《水浒传》打标签，应该是“盗”而不是“侠”。
原因很简单——梁山好汉也好，其他什么人也好，整个一部《水浒传》里，盗贼凶徒，比比皆是，而可堪“侠”字者，仅两人——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和，天魁星呼保义宋公明。
真的。就这两位。
前者，可再加个“豪”的定语，称“豪侠”。而后者，就权且叫“土侠”吧。
（鲁智深）
（一）什么样的人可称“侠”
韩非子有“五蠹”之说，盖言有五类人是社会的“蛀虫”（蠹）；有他们，社会就会变得复杂而邪恶；没他们，社会就会清平许多。这五类人分别是：儒子（儒家信徒）、方士、纵横家、盗匪、游侠。
在这个界定下，更有“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之说。
韩非子是法家。法家思想中，一切有碍于“法”的，都属于“反社会”，因而被“敌化”。
上述“五蠹”中，盗匪和游侠，是被划为两个不同群体的。二者的区别，就从“反社会”的角度来看，应该还挺明显——盗匪的反社会，是针对整个社会；而侠或说“游侠”的反社会，更表现在“犯禁”，即更针对社会秩序的制定者和掌控者，亦即：统治阶层。
而对于弱者，侠们，更以体恤、同情甚至帮助为主要行为模式。这个特性，使得他们作为非主流社会群体，易得到“群众”的同情甚至拥护；很大程度上，这种同情和拥护，构成了他们的存在意义和道德屏障。对统治者来讲，这比盗匪的无恶不作、恶贯满盈，更可怖、更可憎。
（宋江）
很多时候，好像，“侠”也会使用“盗”的手段；但多数情况下，目的不同，结果也不同。同样一个行为，侠的“格局”，是会高于“盗”的——此举违法、犯禁，但有人会得益，所以我做。这是侠。因为我想、我需要，所以我做，管他什么法什么禁。这是盗。
诚然，侠的存在及作为，确对社会秩序形成阻力甚至破坏，但也不是时时、事事，都在阻挠、破坏，并且还带有提醒、警示统治者及其阶层的意味。对此，统治者及其阶层，大抵是知道的。也正因为知道，他们更恨“侠”而不是盗匪。“更恨”中“更”出来的那些，源自恐惧——恐惧侠的号召力，恐惧侠的智慧与格局，恐惧侠的相比盗匪更强大的力量……
基于这样的“更恨”、恐惧，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统治者及其阶层，对侠这个群体，大抵三种态度：
其一，秩序相对良顺、经济相对平稳向好、民生问题不构成实质性压力，就予以打压甚至赤裸裸的清剿。这种情况，历史上极少见。因为良顺、向好、无压，实在是太难了。某种意义上，也正是因为真正“太平盛世”少之又少，“侠”才一直很有底气地存在着。
其二，统治面临危机但尚不至于“大厦将倾”、盗匪丛生、民生凋零（此为我国封建社会时间上最占主流的状态），利用“公权”，置衡侠与盗，必要时，或招纳侠，或收买盗，使之成为分散症结、缓解压力的力量。
其三，山河破碎、宗庙不保、社稷危在旦夕，利用侠的“公义之心”，招抚、推崇甚至依赖，使其收拣一部分有实力的“盗”，捆扎成救命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