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学院里，他们告诉你，法律是一门了不起的科学，是尽善尽美的理性。
事实上，它是罗马法、圣经、教会法、迷信、封建残余、狂乱的虚构和冗长死板的制定法的大杂烩。
教授们努力从混乱中得到秩序，在鬼都找不到的地方寻求意义。
——伊弗雷姆・图特，《美国佬律师》，1944年。
时而听到一种说法：遵循先例是一种奴性，先例禁锢了法官的心智，迫使他不考虑原则就决定案件。
但请记住：
遵循先例本身就是一项至大至重的原则
。
对于任何司法体系的形成和成熟而言，遵循先例原则都是绝对必须的。
没有遵循先例原则就没有法律，这样说并不为过。
法律是一种既定既成的规则，毫不仰仗那些碰巧运用它的人的任意。
——宾夕法尼亚州法官琼斯，1961年。
有一个基本问题：什么构成了法律？
你会发现一些教科书作者告诉你，法律是某种不同于马萨诸塞或英格兰法院裁决的东西，是一个推理体系，是来自原则、道德或公理的推论。
它与裁决可能相符，也可能不相符。
不过，如果站在我们坏蛋朋友的立场，我们就会发现他毫不在乎什么公理或推论；他只想知道，马萨诸塞或英格兰的法院事实上会做什么。
我和他的想法绝大部分是一样的。
我们所指的法律，就是对法院事实上将做什么的预测，而不是其他的虚伪矫怖。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法律的道路”载《哈佛法律评论》1897年第10期。
法治向来就更像一把双刃剑，它可以提供解决冲突的空间，创造用以挑战政府的手段，并且让政府不得不作出自我解释。
当然，它同样能为政府找到借口侵入人民生活，并且强迫人民作出自我解释。
法治是一种方法，允许运用某种有序的方式同反对的立场相竞逐，允许对手之间相互挑战，甚至当对手是一个国家的时候。
法治生成于英美普通法的“对抗制”中。
在英美法系，司法判决是主要法源；而在德法等大陆法系国家，其主要法源是立法机构的制定法。
在两大法系中，法院高度独立于政府的行政与立法两个分支。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行政权作为主要法源的法系，司法或者立法机构的独立性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还可以将伊斯兰法作为第四种法系，因为他们的行政系统是以经文和神职人员为基础的，法院几乎没有独立性。
对我而言，法治并非由绝对正确的事物构成，相反，它经常表现出一种模糊状态。不应简单拒绝，也不能不加批判。
法治需要与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相结合。
我们批评法治，针对的是它特定的缺点，这些缺点使得法治体系未能达到法治理想。
这个理想本身难以企及。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理想必定无法企及，因为它是一种悖论：一个权力系统怎会允许自己被挑战？
一个国家怎会维持一种制度，允许自身成为诉讼当事人？
在我看来，
法治蕴含着模糊与悖论，而这种模糊与悖论某种程度上是自由无法摆脱的
。
不管“自由”一词真义为何，它起码意味着个人或团体享有一定程度的脱离国家的独立行动力。
换言之，
自由需要一定程度的由法治提供的模糊与悖论
。
——（美）彼得·德恩里科，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