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_ 仓颉，原姓侯冈，名颉，俗称仓颉先师 ，又史皇氏，又曰苍王、仓圣
整个汉朝，都颇受“不能识别前人文字”的困扰。这里的“前人”并非是指的先秦古人，而是有些字在汉朝时期就已经开始失传、无人能够识别。因此，武帝、宣帝、元帝、成帝时期都有过“编纂字典”的行动，
汉平帝更是“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意图将天下仍在通行使用的汉字全部记录下来并加以分析整理，成果便是杨雄的《训纂篇》。
而自汉以后，由于文化交流的增多，异体字的现象逐渐减少，官方组织的“断字”活动也越来越少。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也出现了两套并行的“识字教材”体系：
一类是官府所承认的“官方识字教材”，譬如梁朝周兴嗣所作《千字文》，文采斐然、内容雅致；
另一套则是流行于民间的“杂字书”，虽不登大雅之堂，但更加浅显易懂、贴近生活，比如面向商人子弟的《山西杂字必读》中有“人生世间，耕读当先。生意买卖，图赚利钱。学会写账，再打算盘。天平戥子，纸墨笔砚。升合石斗，一秤两端。明千明两，不哄不瞒。冷蒸热卖，现吃现端。”包含了淳朴的民间人生观、商业道德、经商技术等。
上图_ 百家姓 （传统蒙学三大读物之一）
后者的集大成之作，便是《百家姓》，其目的是让底层民间子弟能够认识、书写自己的姓氏。
而书成于南宋的《三字经》，更是两者相结合的产物，本身由民间口口相传而成、最终由文人修改定稿，因此结合了“通俗易懂”和“内容精深”两方面的优点，同时受到民间和朝堂的欢迎，成为了后世必不可少的标准启蒙教科书。而“三、百、千”的启蒙体系也就此成型，直至今天仍然经久不衰。
上图_ 三字经 古籍
如果说“三、百、千”算得上开“通识类教学读本”的先河，那么《蒙求》大概算得上“典故类教学读本”的滥觞。
《三字经》、《千字文》所包含的内容都极为广阔，而唐人所编纂《蒙求》、《兔园策》则以典故为主。《蒙求》同样是四字一句、上下对偶、整齐押韵、便于诵读，以蒙学学童为主要教育目标，但其内容并非“天文地理、无所不含”，而是全部是典故，譬如
“王戎简要，裴楷清通。孔明卧龙，吕望非熊。杨震关西，丁宽易东。谢安高洁，王导公忠。”
四句三十二个字，提及了八个人。
其中王戎与裴楷同为西晋名士，并包含了“钟会论王戎裴楷”的典故；
王导和谢安分别是东晋初、末年的重臣名臣，都是东晋的力挽狂澜之臣；
孔明、吕望分别指诸葛亮、姜子牙，是蜀汉、西周的第一谋臣，两人在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使得后世文学作品也常将辅助国政的贤人泛称为卧龙、非熊；
而丁宽和杨振分别是西汉、东汉时期人，一个是关东人，一个是关西人，都是著名学者。
丁宽在学得《易经》之后东归，其师感慨“《易》已东矣！”认定丁宽能以一己之力将《易》学的学术中心从关西转移到关东；而杨振在东汉更是名声赫赫，被称作“关西孔子”，可见其地位之高。
通过学习《蒙求》一类的书籍，可以快速掌握学习大量的典故知识，因此后世模仿它创作了不少作品，比如《二十四孝》、《百孝图》、《女二十四孝》等等。
上图_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補註蒙求国字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