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北方人口南迁，宋高宗绍兴五年，南宋境内人口暴增至5650万，南宋政权对移民安置的压力可想而知。暂时难以安置的移民生活无着，所以北方移民从军是解决问题的一条生路，而北方移民更留恋于在北方故土的生活，打回老家去的心情是急迫的！
南宋建立后，以归正人身份进入南宋境内的兵民亦不在少数。绍兴十年九月，宋高宗有诏曰:“河北、河东、京东诸路人民，本吾赤子，偶缘沦陷，遂致驱率与官军斗敌。应今后归正之人，仰诸路帅司并加存抚，有官者还以官爵，仍加优转;军人百姓愿从军者，优补名目，厚支诸给;如不愿从军者，听令自便，仍给与空闲田土，官借牛耕种，蠲免役税，各令安业。”(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一五之七)
靖康之变后，北方士大夫大量南迁，高宗对他们也极力加以重用，如吕颐浩、赵鼎等。 据今人统计，高宗朝有籍贯可考的80名宰执中，北方移民有34人，占42.5%，南方人占57.5%。
在金海陵王完颜亮南侵之际，与辛弃疾先后南归的官吏、士大夫也不在少数。像范邦彦、王友直、王任、王世隆、贾瑞等，皆是其例。他们南归的动机，多半是出于对宋廷的拥戴和对国家的眷恋，出于受儒家夷夏之辨等传统观念的 影响 和熏陶，出于对金统治者民族歧视和残酷压榨政策的不满和逃避。这些人南归后，在抗金斗争方面犹为坚决！
南宋名相张浚就曾在《论招纳归正人利害疏》中指出:“国家自南渡以来，兵势单弱，赖陕西及东北之人，不忘本朝，率众归附，以数万计。臣自为御营参赞军事，目所亲见，后之良将精兵，往往当时归正人也。三十余年，捍御力战，国势以安。”(《历代名臣奏议》卷八十八)
北方移民构成了南宋军队的主体。
宋室南渡以后，其主要将领几乎全是北方人，如刘光世、韩世忠、岳飞、张俊等，另外朝廷赖以支持抗金的内外大军的主力也来自于北方人民。绍兴七年，金废刘豫政权，赵鼎乘机派人往河南进行招抚，原伪齐统治区的军民大批逃往南宋。另据绍兴八年二月刘锜奏称:“淮北归正者不绝，度今岁可得四五万众”。高宗因此欣喜异常，他说:“朕常虑江、池数百里备御空虚，今得此军可无患矣。”归正人之所以受到南宋军队的青睐， 一方面是因为“怯弱南兵，不足为用”（《历代名臣奏议》 卷三百二十七），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北方归正人的能征善战，必须依靠由北人组成的军队。
绍兴三年，吕祉奏言治军之法，说道：方今诸将类多忠勇绝世，敢当大敌，则将不乏矣。累年巨宼如张用、曹成、李宏、马友下皆河北百岁忠义之民，勇悍敢战之士，今则尽归诸将是兵亦不少矣。
对于流落在金占沦陷区的北宋遗民，由于金国文化落后，统治粗暴，有不仁之恶，剥削搜刮之烈，比起北宋时更甚，人们自然怀念起故国，不想做亡国奴。于是岳飞每次北伐，金国境内都有多达数十万的宋遗民所组成的义军响应王师，结连河朔，金国的统治岌岌可危。
以上事实说明，南宋抗金主力部队的组成大部分都是北方人。 北人南渡，没有生计，流离失所，而且他们大多与金人有着国破家亡的深仇大恨！他们被编入军队，作战意愿是没有问题的。 他们之所以勇悍敢战，是由人心向背所致，他们为收复故土而战，打的是正义战争，所以说南宋民众害怕打仗死人而反对战争的说辞纯粹是胡扯。二、军队烧钱使老百姓反对北伐？非也！
因为军队烧钱不堪重负而停止战争的事例是有，不过放到南宋只不过是投降派的托词而已。
以明朝为例: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1500万两白银左右.仅为南宋财政收入的55％。
但这并没有妨碍明朝开疆拓土的决心！明太祖八次北伐， 朱棣五次北征。夺回了辽东等大片国土，把蒙古打残。这是在国家经济远不如南宋的情况下取得的，然而明朝并没有因为战争烧钱而停止统一的脚步，这就是差距！一个是英雄，一个是狗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