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唐代中后期的时候，国家政局也实现了统一和稳定。这一条件使得庶族地主阶级可以得到很大的发展和壮大，最终使其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得到和很大的提高。自然，其也为了自身政治地位的提高十分重视子孙后代的教育，使得其有能力通过科举制度成为官员。
唐朝的统治者也通过扩大科举选拔官员的人数和范围来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在那时虽然参与科举制度踏上仕途的人仍然少于门荫入仕的官员，但是和唐朝前期相比来说，其的人数已经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
在唐高宗时期，薛元超通过门荫制度进入朝堂，甚至官至宰相，但是其仍然认为没有通过科举考试从而参与政事是其人生的一大最大的憾事。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官僚都开始越来越重视科举考试作为选拔官员的制度，而其的子弟们也已经开始放弃门荫从而选择科举入仕。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仅仅和当时社会风气慢慢对门荫制度产生了轻视的态度，而且也说明了门荫制度的衰落。
在当时有人凭借“门荫制”得到了官位但是却因为其不是因为科举出身而经常被自己的同僚所看不起。甚至就连当时李德裕这样的人才都因为自己并不是出身于科举而曾一度陷入被动尴尬的境地。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即使是杨国忠的儿子不学无术其也没有通过门荫制度来使得自己儿子踏上仕途反而也是想方设法把通过自身权势使得其参加科举考试。
在那个时候一旦参加科举考试取得成就，其的性命就可以写在慈恩寺塔，这在当时被称为“题名会”；也可以在曲江亭子大宴宾客，这被称为“曲江会”。通过科举考试“位极人臣”的十个人中有二到三个人；而“登显烈”的十个人中有六到七个人，与之相对的门荫制度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没有获得一个官职。
随着门荫制度在唐代中后期时候的不断衰落，统治者也慢慢不再对门荫制度这一选官制度投以重视，而其的政治待遇也就慢慢大不如前。
2. 门荫使得升迁艰难
到了唐代中后期的时候特别是后期的时候，门荫出身的高级官员比重大幅度地下降。根据一些文献的记载，排除掉少部分一些来路不明的官员外，门荫出身一共有一百七十多人以上，而官至宰辅的有48人，占了总数的百分之十三。
而如果我们以唐宪宗时期为分界线，将整个唐统治时期分为前期和后期，我们可以发现前期门荫出身官至宰相的有45人，占了整个唐时期门荫出身官至宰相的百分之九十。这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门荫出身的官员升迁艰难。我们可以发现唐受荫蔽然后踏上仕途的人数虽然很庞大，但是除非有特殊的才能和机遇，多数接受门荫入仕的高官贵族子弟只能是散阶低职，很少的一部分人才能位极人臣。
3.门荫有门槛和要求
我们前面提及国门荫制度是特权阶层子弟踏上仕途的一大有利保障，但是在特权阶层的内部中叶依据这品阶、功劳的高低划分出了不同的层次，而与之对应的是门荫制度对不同层次的特权阶级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也就是不仅仅其门荫入仕的资格由其父辈的官位决定，其之后的官阶高低也完全由去父辈官位的高低完全决定。
一品的官员及其子孙通常是可以直接入仕当官，二品到五品的官员的子孙大多却是要通过卫官、学馆等途径间接入仕。我们可以发现在唐朝的时候想要通过门荫制度走上仕途是首先要通过两馆、国子监等学校的考核或者担任三卫、千牛备身、斋郎、品子等职位，通过其的考核之后，才可以踏上仕途。
这对于想要凭借门荫制度轻易踏上仕途的子孙们必须要有一定的知识文化水平或者军事技能，唐朝时期的生员不仅要完成规定的年限的学习任务也要顺利通过相关的考试。这样的要求使得门荫制度并不能给高官子弟提供一个完全依靠父辈就可以拥有官名利禄的机会于是其也慢慢成为“鸡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