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军事历练。分封之后，朱元璋特别注意培养诸王的军事才能，多次派遣诸王练习武事。洪武八年，朱元璋首次命皇太子、秦王、晋王、楚王、靖江王出游中都，以讲武事。洪武九年，又诏秦王桃、晋王桐、燕王棣、吴王楠、楚王祯、齐王搏往凤阳练兵。洪武二十四年第三次分封后一个月，即命汉、卫、谷、庆、宁、山民六王往临清训练军士。朱元璋认为帝王之子必须具备军事能力，而对舞文弄墨不屑一顾：
“吾之子与公卿、士庶之子不同，公卿之子贤则荣其一家，吾之子贤则兼善天下。故使之朝诵诗书，晚习弓矢，驱驰以练其力，涉历以广其智，欲其通达古今，威武能断，然后克胜其任。若使之寻章摘句，泥于文墨，恐流为陈叔宝、李煌之徒也。”
第三，反复训诫。朱元璋对诸王赋予了极高的政治期待，他曾在告王府官的谕旨中，提到藩王的职责是:“待臣下则以谦和，抚民人则以仁恕，劝耕褥以省馈铜，御外侮以藩帝室，如此则能尽其职矣。”由此可见，在其设想之中，诸王对封地拥有行政、司法和军事等各项权力。在实际生活中，明太祖也特别注意对诸王政治才能的培养，《明太祖实录》多次记载了朱元璋教育诸王的史实。如，洪武六年十一月，朱元璋谕皇太子和诸王用人之道：
“用人之道当知奸、良，人之奸、良固为难识，惟授之以职，试之以事，则情伪自见。若知其良而不能用，知其奸而不能去，则误国自此始矣。历代多因姑息，以致奸人侮惑。当未知之初，一概委用，既识其奸，退亦何难?书曰:“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尔等其慎之。”
洪武十一年，朱元璋训诸子要取法古之圣帝哲王，兢兢业业，勿荒淫无道，以保长久富贵。洪武十三年二月，朱元璋谕皇太子、诸王以持守之道：
“吾持身谨行，汝辈所亲见，吾平日无优伶替近之钾，无酣歌夜饮之娱，正宫无自纵之权，妃殡无宠幸之昵，或有浮词之妇，察其言非，即加话责，故各自倩饰，无有妒忌。至若朝廷政事，稽于众论，参决可否，惟善是从，或燕闲之际，一人之言，尤加审察，故言无偏听，政无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故与尔等言之，使知持守之道。”
洪武十六年，朱元璋谕皇太子、诸王赏罚乃治天下之大权，要谨慎为之;又教以用人之道;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又谕太子、诸王要克勤克慎，永保基业。
第四，朱元璋对诸王用心良苦，还体现在一些细节上。洪武七年正月，朱元璋亲定亲王国中所居殿宇的名称，前殿曰承运，中曰圆殿，后曰存心，四城门，南曰端礼，北曰广智，曰体仁，西曰遵义，“使诸王能睹名思义，斯足以藩屏帝室，永膺多福矣。”与之类似，朱元璋命诸王藩邸，除亲王宫外，其他居室止许饰丹碧，他的理由是:“惟俭养德，惟侈荡心，居上能俭，可以导俗，居上而侈，必至厉民。独不见茅茨卑宫，尧禹以崇圣德;阿房西苑，秦隋以失人心。诸子方及冠年，去肤左右，岂可使靡丽荡其心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