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朱元璋建立分封制，大封诸王。
朱元璋先后共进行三次分封，分别为洪武三年、洪武十一年和洪武二十四年，大致情形如下：洪武三年，封第二子桃为秦王，第三子桐为晋王，第四子棣为燕王，第五子楠为吴王，第六子祯为楚王，第七子博为齐王，第八子梓为潭王，第九子祀为赵王，第十子檀为鲁王，从孙守谦为靖江王；洪武十一年正月，册封皇子椿为蜀王，柏为湘王，桂为豫王，模为汉王，植为卫王，改封吴王楠为周王；洪武二十四年四月，辛未，册封皇子楠为庆王，权为宁王，梗为崛王，穗为谷王，松为韩王，模为沈王，楹为安王，梗为唐王，栋为郧王，木彝为伊王。
朱元璋分封目的是藩屏帝室，国柞永久，因此他对分封诸王有自己一套政治规划：首先，出于防御旧元的考虑，蒙古未肃清，一直对明朝存在着威肋；第二，出于转移军事权力的现实需要，将功臣宿将手中的军权转移到自己儿子手中，以为后来诛杀功臣做好准备；第三，配合废除宰相制度，防范权臣把持朝政，故而赋予诸王“清君侧”的权力。总而言之，“藩屏帝室”是朱元璋分封的终极意图。洪武三年，朱元璋第一次大行分封，便讲明了分封乃国家长治久安之计，当以史为鉴，惩宋元孤立之弊:
“昔者，元失其驭，群雄并起，四方鼎沸，民遭涂炭。脱躬率师徒，以靖大难，皇天眷佑，海宇宁谧，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脱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远，秦废之而速亡，汉晋以来，莫不皆然，其间治乱不齐，特顾施为何如尔?要之为长久之计，莫过于此。”
他在册封诸王的册封文中，对诸子寄予了殷切的政治责任，册秦王文曰:“今命尔为秦王……今尔固其国者，当敬天地在心……谨兵卫，恤下民……勤民奉天，藩辅帝室，允执厥中，则永膺多福”。册靖江王文曰:“尔其思予创业之难，谨尔受封之制，毋忘训言，益修厥身，永为国家藩辅，尚慎戒哉。”朱元璋希望诸王能够勤民奉天，谨慎修身，永为国家藩辅。
朱元璋并非不知分封之弊，更晓明历史上分封之乱。过去史家对七国之乱的评述，他不以为然，这当是他之所以大行分封的又一原因。洪武元年春正月，朱元璋御文楼，太子侍侧，因问近与儒臣讲说经史何事。太子曰:“昨讲《汉书》七国叛汉事。”于是朱元璋问:“此曲直孰在?”太子回答:“曲在七国。”朱元璋给出了不同的看法:
“此讲官一偏之说。宜言景帝为太子时，常投博局杀吴王世子，以激其怨，及为帝，又听晃错之说，轻意默削诸侯土地，七国之变，实由于此。若为诸子讲此，则当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抚百姓，为国家藩辅，以无挠天下公法。如此，则为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亲亲之恩;为诸子者，知夹辅王室，以尽君臣之义。”
朱元璋认为，七国之乱绝非分封制度之弊端导致，更非儒臣所言错在七国。七国之乱的根源在于天子薄情寡恩，不知敦睦九族，轻易黯削诸侯土地，故酿成战事，并且由此告诫太子朱镖要隆亲亲之恩。时为洪武元年，可见朱元璋在洪武三年分封之前，己经做了充分地考虑。这也能解释为何后来朱元璋读过叶伯巨的奏疏后，指责其是离间亲亲。虽然朱元璋通过《皇明祖训》对诸王采取了诸多防范措施，诸王的恶劣行为令他失望，但对分封制度，他从未动摇。
朱元璋虽然大行分封，但对分封产生的尾大不掉，威肋、皇权的弊端并非全然无虑。因此，在分封诸子的同时，各种训诫及防范措施也在同时进行。
首先，以古鉴今，树立藩王典范。洪武六年三月，《昭鉴录》成。该书是朱元璋命大臣“采掂汉、唐以来藩王善恶可为劝戒者为书。”共两卷，书成后颁赐诸王，朱元璋编纂此书的目的是“必时时进说，使知所警戒。然赵伯鲁之失简、汉淮南之招客，过犹不及，皆非肤之所望也。”赵伯鲁是春秋时期晋国赵氏领袖赵简子之长子，资质平庸，连其父赵简子赐予的训诫竹简都弄丢了，因此不堪继承父业;淮南王，当指刘安，其人才思敏捷，宾客群集，后汉武帝以“阴结宾客，扮循百姓，为叛逆事”等罪名派兵入淮南，刘安被迫自杀。在朱元璋看来，赵伯鲁和刘安都过犹不及，不是他所期待的藩王典范，这表明朱元璋一方面希望诸子能够有雄才大略，又希望他们能安分守己。特别是在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去世后，朱元璋再次于洪武二十六年颁赐《永鉴录》给诸王，辑历代宗室诸王为恶悖逆者，以类为编，直叙其事，以之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