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韩馥还渴望政治地位上的进一步提升。《三国志·公孙瓒传》记载：“袁绍、韩馥议，以为少帝制于奸臣，天下无所归心。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遂推虞为帝。遣使诣虞，虞终不肯受。”可以看到，韩馥与袁绍曾打算拥戴幽州牧刘虞为新帝。韩馥的打算一目了然，一旦新帝确立，他便可以凭借“从龙之功”再度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最重要的是，韩馥是个文人，他还是喜欢在京都内当个权臣，而并非在地方上耀武扬威。因此在这件事上，韩馥表现地最为积极，不仅多次游说各路诸侯，还私自写信给袁术寻求援助。只可惜，刘虞本人并不积极，韩馥之谋也因此而落空。
三、众叛亲离，悲剧收场
综上所述，冀州牧韩馥并非是世人眼中的软弱之辈。由一介文人，转变为地方大员，韩馥始终在努力地适应自己的新身份。从他谋立新帝能看出，韩馥并无争霸天下的心思，这也受到儒家“忠君爱国”的理念熏陶。在文人眼中，位极人臣才是他们的毕生追求，韩馥也是如此。只可惜，韩馥生于乱世。他虽然坐拥“天下重资”的冀州，却始终想着保存实力、伺机而动，这就注定了他日后的悲剧结局。
《后汉书·袁绍传》记载：“馥意犹深疑于绍，每贬节军粮，欲使离散。”可以看出，韩馥对于名望甚高的袁绍，始终怀有深深的警惕之心。但韩馥千算万算，问题的根源却出于内部。其个人悲剧的拐点，在于大将麴义的反叛。后者想要征战中原，而韩馥却力求自保，两者理念的冲突，最终导致麴义出走，转投于袁绍麾下。“馥将麴义反叛，馥与战失利。绍既恨馥，乃与义相结。”失去了麴义的武力威慑，韩馥的军事力量一落千丈：“馥军安平，为公孙瓒所败。瓒遂引兵入冀州，以讨卓为名，内欲袭馥。”
公孙瓒兵犯冀州后，“诸郡应之”的局面，也让韩馥担忧不已。究其原因，是韩馥为了重用颍川士族，对冀州本地士族采取了打压政策：“魏郡审配，钜鹿田丰，并以正直不得志于韩馥。”正因如此，当公孙瓒进攻冀州后，当地士族才想要谋求新的出路。除了袁绍、公孙瓒之外，兖州刺史刘岱也对冀州虎视眈眈，他还曾写过“恐吓信”给韩馥。可以看到，韩馥的处境有多么堪忧。
更为严重的问题接踵而来，备受韩馥亲待的颍川士族集团，也倒向了袁绍。如郭图、荀湛等人，竟然反客为主，成了袁绍的说客。荀湛劝说道：“夫袁氏，将军之旧，且同盟也，当今为将军计，莫若举冀州以让袁氏。袁氏得冀州，则瓒不能与之争，必厚德将军。冀州入于亲交，是将军有让贤之名，而身安于泰山也。愿将军勿疑！”
颍川士人的倒戈，给了韩馥致命一击。内忧外患之下，韩馥其实只能相信颍川士族集团。可当后者也倒向袁绍时，韩馥也最终变得心灰意冷，无意再理世事纷争。让出冀州以后，韩馥浑浑噩噩，最终选择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令人唏嘘的是，韩馥本身并无过错，但传统的文人思维却让他生不出枭雄之志，这在汉末乱世之际，才是最大的原罪。
参考文献：
裴注《三国志》
范晔《后汉书》
袁弘《后汉纪》
王粲《英雄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