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看南宋——经济发展与政局稳定南宋一朝，商人不再是末流。自从政府确立“农商并重”的政策后，商业得到空前的发展，“国际大都市”如临安、成都、建康等争相涌现。临安甚至有晚市尚未结束，早市又已开张的情况。再加上众多海港的开放，南宋的商业税甚至超过了农业税，朝政收入不断增加。
再来看看农业，北方人民的流入与农业技术（圩田与占城稻）的成熟，使得百姓日渐富足。“苏湖熟，天下足”，也不是浪得虚名。北伐前期，仅关上积粮就有“八百余万斛”。粮食储备供应充足，这是南宋的优势。
除此之外，手工业与造船业的发展，又让南宋的财政收入与海战实力较金朝而言又不知高了多少。
政治上，庆元党禁已经结束，朝廷上的党争已经不复当年激烈。韩侂胄放松了对道学派的打击，反而频频示好，这都为政局的稳定打下了基础。
另外，我们不难发现纵使离北宋亡国已过去数十年，南宋的爱国志士仍存，抗金收复故土之心犹在。当朝廷下诏北伐后，举国沸腾，辛弃疾、陆游等人更是奔走呼号，用战词来鼓舞军民抗金。纵使朝廷抗金立场并不坚定，许多人也只是做做样子，但是对于北伐来说，气氛已经够了。
北伐的不利形势
虽说此时的南宋，呈现了繁荣之态，但不可否认，一切都只是表象。这个国家积弊已深，打不得！
政治：混乱毫无疑问，在开禧北伐之前，韩侂胄等人发动的“庆元党禁”是弊大于利的。政治纷争不断，权相韩侂胄上位，无疑给南宋宁宗朝政治带来了影响深远的混乱。理学为当时士人所向，为大势，却被韩党等人诬陷为“伪学”。只要稍谈“伪学”之名，头上的乌纱帽就有可能不保。一时间，人人皆以缄口不言自居。世风日下，倒行逆施也就不那么突兀了。
朱熹的朋友陈亮曾批评道：
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夫之仇，而方低头以谈性命，不知何者为之性命呼！
除此之外，朝中大臣对于是战是和一直不统一。而这种想法也体现在战时，从高宗开始就是这样，刚开始决定要打，尝到点苦头又开始主张和战。当权者的政治立场不坚定，使得宋朝好像没有主心骨。一个没有“台柱”的舞台，又怎能有完美的“表演”？
对此，王居安曾批评：
今日欲攻，明日欲守，今日欲行，明日欲止，议论纷纷，迄无定说。
再往细里探究，是南与北之争。南方官员道，“莫守金石之约，难充溪壑之求，暂图安自解倒悬，犹之可也，欲远虑而尊中国，岂其然呼？”而北方官员却以“不解乡音，只怕人嫌我，愁无那，短歌谁和”哀叹。不过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在那个大环境里，“苟安”毕竟占了大多数。
经济：拮据其实，南宋从一开始，经济状况就不是很好。后人所论南宋经济之繁荣，只不过是表面的浮华。要不是孝宗的励精图治，南宋的入不敷出会更严重。虽然从数据上来说，南宋每年的财政收入在不断增加，然而，各方面的支出却尤为浩繁，无论是冗官的工资滥觞还是军事方面的无限支出。
更重要的是，朝廷不富，百姓也贫。钱哪里去了？豪绅大地主与贪官，他们往往互相勾结，以苛捐杂税与无止尽的劳役剥削压榨百姓。韩侂胄就是个典型例子，一位官员所赠其生日贺礼就可达十人家一年的开销。宁宗一朝，官员由上而下地剥削，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国家能走向富强吗？
军事：孱弱军事上的不足，从宋朝建国开始便存在。“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更是奠定了“重文轻武”的基调。到了孝宗一朝，军事还有所建树。孝宗本人还对军事方面进行了堪称“大刀阔斧”的改革，不过仍未彻底地解决军事废弛，抗金情绪不高的问题。到了宁宗朝更是如此，军费开支巨大，却不见得用于扩充兵力，很多都被将领官员中饱私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