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浩是一个正统观念浓厚的人，他认定的正统是魏国，所以描述诸葛亮时连续使用了“诱夺”“伪联”“僭号”“不达时宜”“矜才负能”“边夷之众”等明显带有贬义的词语。但他在与毛修之论辩前，称《三国志》“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廷之言”，这意味着他对诸葛亮的评价并非简单地基于正统论，而是建立在陈寿的客观记载之上。
二、公案的形成与批评陈寿成为主流意见
唐朝时，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的说法渐成定论。唐官修《晋书》称：“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6]卷八二，2137-2138这是以两件事对陈寿的史德提出批评，一是索米立传，二是厚诬诸葛。其实此二事均属子虚乌有①。索米之说，其源不可考，但厚诬诸葛却是直接从王隐《晋书》中抄录而来，并将其“以爱憎为评”挑明为“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晋书》在陈述这两件事的时候，谨慎地冠以“或云”，但后人转述时，却大都将“或云”二字忽略。如《旧唐书》评价裴行俭称：“铨藻吏能，文学政事，颇有深识。而前史讥其谬谥，有涉陈寿短武侯应变之论乎!非通论也。”[10]卷八四，2808《旧唐书》直接援引《晋书》的说法，说明此事在编撰者的认知中已属确定无疑之事。正因这一语气在后人的引用中由疑问转为陈述，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的说法遂成定论。
之后，著名史学家刘知幾也加入到批评陈寿的阵营中来，并成为重要推手。他在《史通》中虽对《三国志》称赞有加，但认为陈寿并没有如实客观地评价诸葛亮。《论赞》篇称：“陈寿谓诸葛不逮管、萧……或言伤其实，或拟非其伦。必备加击难，则五车难尽。”《史官建置》篇称：“陈寿评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诬诸葛乎？”《曲笔》篇谈论蜀国史官建制时称：“盖由父辱受髡，故加兹谤议者也。”可见，刘知幾也认为陈寿因父亲受到髡刑而谤议诸葛亮。但他并未将视角置于“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而是另辟蹊径，从另外两个角度阐释了这一观点：一、陈寿认为诸葛亮不及管仲、萧何，即“抑亦管、萧之亚匹也”[4]卷三五，931，没有客观评价诸葛亮的能力；二、陈寿称蜀汉不设史官的说法也不正确，是借此抨击身为主政者的诸葛亮。
刘知幾的观点很快流传开来。杜甫在《咏怀古迹五首》中写道：“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将诸葛亮置于萧何、曹参之上，与陈寿的论断相左，呼应了刘知幾的说法。后人注解此句，也指出此处是说陈寿评价不当，如钱谦益称“(崔浩)谓寿贬亮非为失实，此诗所以正浩之过论也”[11]卷一五，513，卢元昌亦称“陈寿以萧、管亚诸葛，妄也”[12]卷二，138。
伴随着对陈寿批评的逐渐增多，诸葛亮的形象也逐渐向“完人”演变。如裴度赞誉诸葛亮说：“若其人存、其政举，则四海可平，五服可倾。”与此同时，裴度对陈寿及陈寿的支持者提出了批评，认为：“陈寿之评未极其能事，崔浩之说又诘其成功。此皆以变诈之略论节制之师，以进取之方语化成之道，不其谬与!”[13]卷三七，449裴度继承了“诸葛亮是军事奇才”这一观点，而且将其进一步强化。在他看来，诸葛亮不仅擅长将略，若能长久执政，就可以平定天下，这无疑将诸葛亮推向了“完人”。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诸葛亮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学术界对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一案的讨论仍然保持着一定的热度。大部分学者对陈寿持肯定态度。如郝建梁、班书阁说：“因为《晋书》喜采异说，‘乞米’、‘髡父’的事，未必果有其事；诸葛亮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家，军事确非其所长，(陈)寿对他的评语，也不算不公道。”[52]65钱锺书也探讨了这一公案，他先引用陈寿“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的评价，直截了当地指出六朝人并不认为这一评价有损诸葛亮的声誉；随后又引用了《魏书》《曝书亭集》《癸巳存稿》《潜研堂文集》等著作中的材料，说明后世学者为陈寿做出的辩解。[53]1819-1820钱锺书没有直接为陈寿翻案，但通过这些材料，他为陈寿翻案之意已然非常明显。朱杰勤指出索米立传和厚诬诸葛是“《晋书》作者根据当时无稽的游谈与妒忌者的捏造和附会”，他引用朱彝尊、王鸣盛的观点，说明“《晋书·陈寿传》所记的两件事都是向壁虚做的”[54]97-98。张孟伦也引用王鸣盛等人的观点，认为“无论怎么来说，陈寿都只歌颂、推尊了诸葛亮，并没有谤议、污蔑诸葛亮，更莫谈厚诬诸葛亮了”[55]218。其他如吴泽编选、袁英光主编的《中国史学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陶懋炳的《陈寿曲笔说辨诬》(《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张舜徽主编的《中国史学家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刘京华、惠英的《陈寿评价诸葛亮曲笔辩》(成都市诸葛亮研究会编，《诸葛亮研究》，巴蜀书社1985年)，杨耀坤的《陈寿与〈三国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陈清泉、苏双碧等编写的《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等，都引用了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的观点为陈寿翻案，这可见三位考史大家的观点得到了后人的公认，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不过，王、钱、赵三人的观点源自胡应麟，但后人论及“陈寿贬抑诸葛亮”一案时，“基本上都是引清代三大家之论，这未免舍前逐后、舍源逐流”，而无人提及胡应麟，究其原因，与学者“太熟悉清代史学，而于明代史学一向鄙视以致对其研究不够有直接关系”[56]381，致使胡应麟在此案中的关键作用被长期埋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