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认为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是客观的，在阐释这一观点时，他避开了对诸葛亮将略的讨论，而是转向分析后人为何批评陈寿。叶适指出，诸葛亮的名声超出了他的实际能力。陈寿写《三国志》前，民间便流传着各种诸葛亮的故事，内中诸葛亮名重于实，而陈寿却以诸葛亮的实际能力为基准写传，二者之间的差距最终导致读者认为陈寿因私恨贬抑诸葛亮。后世学者在评价此事时，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往往不加考辨就人云亦云地批判陈寿，甚至写出“惟史臣寿，奸言非公”[25]卷一三，1499一类的谩骂之语。叶适能做出客观的评价，实在难能可贵。只是他的观点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而是被淹没在对陈寿的批判声里，未能成功地为陈寿正名。
三、公案真相的追寻
明代时，这一公案的主流观点仍是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而且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说法，即陆深所说的“陈寿尝为诸葛亮书佐，得挞百下，其父亦为亮所髡，故《蜀志》多诬妄云”[26]卷二六，153。陆深将《魏书》和《晋书》中的记载糅合在一起，并删去了“(诸葛)瞻又轻寿”一句，构建了陈寿父子都与诸葛亮本人有矛盾的情状，进一步虚构陈寿与诸葛亮的冲突，以便坐实陈寿挟私谤议诸葛亮的说法，他的观点又被后人不加分析地引用(如万历时郭良翰《问奇类林》卷一六《文学上》)，进一步推动了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说法的盛行。
在众多批评中，有学者专门回应了三苏父子的观点。如孙绪称：“武侯三代遗才，独不为眉山父子所取。……此等訾毁皆自陈寿、薛能辈启之。然武侯岂可少哉!”[27]卷一一，585方弘静称：“苏颖滨《三国论》论昭烈弃天下而入巴蜀非地，用诸葛治国之才当纷纭征伐之冲非将，何其不审也？当其时，曹氏窃中原，孙氏据江东，不入蜀则无尺土可藉也，且汉非起于蜀耶？陈寿谓孔明徒长于治国，非诬则不智也，而以其言为足征，惑矣!司马仲达不可谓非将也，何以受巾帼之贻而不战，死犹走也？故苏子之论，可谓不审者也!”[28]卷八，218不难看出，二人所持理由与前人并无不同。
归纳学者们批评陈寿的理由可分为五类：第一，陈寿父亲因街亭之役被诸葛亮施以髡刑；第二，陈寿曾被诸葛瞻所侮辱(包括陈寿被诸葛亮鞭挞这一变体)；第三，通过诸葛亮与司马懿的对比，说明诸葛亮将略水平高于司马懿；第四，陈寿尊魏抑蜀；第五，陈寿的评价与诸葛亮的完美形象相悖。魏晋以降，批评陈寿的学者们没有考察材料的真实性，便反复使用这几条理由批评陈寿，虽然这些理由几乎已成为共识，但说服力不够强，也没有新的材料能佐证。
明人好翻案，期间虽有一些是故作翻案文章，但也不乏严肃的作品，在“陈寿贬抑诸葛亮”这一公案上亦是如此。有些学者注意到上述理由的不足，为陈寿辩解的声音遂在明代后期渐成气候，并最终发展成为陈寿冤屈得以昭雪的第一缕强有力的耀眼霞光。
明末吴之甲说：“陈寿讥孔明将略非所长，杨畏讥司马君实不知道。于政事未尽，何异蚓议神虬、鷃嘲鷟鸑？近时文字以翻案为奇，黄口儿动辄摇笔弄墨，诋呵先哲，无复还忌，虽于日月何伤，亦坏风教不少。”[29]卷四，249这虽是向为陈寿翻案的人发难，但反映出已有不少学者在为陈寿辩解的事实。这些人中，如袁中道称：“陈寿作史，谓孔明‘将略非所长’，亦是公论。……孔明三代而下第一人品，然用兵决非韩信、岳武穆之俦，何必曲为之护？”[30]卷十四，437再如王志坚称：“自古用兵，未有不出奇冒险而能有功者。诸葛孔明用兵，病在不能出奇。……孔明之无功，夫人能料之，岂待仲达乎？陈寿称孔明为管、萧之亚，又曰用兵非其所长，此皆确论。世谓寿挟私致贬，其殆不然。”[31]卷二，406-407这都是以论证诸葛亮不善将略来证明陈寿评价的客观性，从而为陈寿正名，但显然与前人申论角度基本无异。
真正推动案件迈向转折的最重要力量来自浙东学者胡应麟。他生活的年代比上述陆深、孙绪、方弘静三人晚些，但比吴之甲、袁中道、王志坚三人稍早。从胡应麟传世著述的情况看，他最初也是接受了批评陈寿的前人成说，如其完成于万历十六(1588)、始刊于十七年、次年二月刊成的《诗薮》称：“陈寿讥诸葛，不足累诸葛，适以彰父之被刑。……且并其所善没之。作史之大戒也。”[32]卷一，142再如同期刊刻而于万历十七年八月先行刊成的《史书占毕》认为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与管仲、乐毅相当，并称“大抵孔明为当时言，不容大尽，否则陈寿之词与‘将略非长’同一诬谬，非事实也”[33]卷一六，214。这段话蕴含了两层信息：第一，胡应麟认为“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是陈寿对诸葛亮的污蔑之评；第二，胡应麟意识到，晋代统治者不愿将诸葛亮的形象树立得过于高大，所以陈寿称诸葛亮“抑亦管、萧之亚匹也”是在政治压力下做出的评价。前人已将不逮管、萧视为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的一部分，而胡应麟却将它视为与“将略非长”不同性质的评价，开辟了一条新的阐释路径，即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受到了当时政治的影响，并非其本心真实观点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