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荣誉研究员作了题为《晋西两件商代南方风格青铜器研究》的发言。年代与产地是古代青铜器关系密切又难以确定的两个方面，也影响着特定地域的青铜文化面貌。苏荣誉通过对晋西洪洞上村出土的一件鬲和石楼桃花者出土一件卣的风格和工艺分析，判定两者具有商代南方风格，而近些年对南方风格青铜器研究，揭示出南方风格青铜器早于安阳，是铸造于长江流域作坊的产品，并据以判定这两件青铜器是自南方流入的器物，年代属中商时期。
上述五位学者的发言，或结合传世文献考释青铜器铭文，以金文探求先秦古史；或着眼于青铜器本身的功用、分类，力求扭转以往青铜器研究中的一些误区；或利用考古新发现的青铜器资料，揭示青铜器作为上古礼制载体的特质，考察青铜器生产和铸造技术的特点和传播；或着眼于创新展陈青铜器及其背后历史文化，讲述中国故事，正是青铜器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些思路和视角。
论坛第二场
国博研究馆员霍宏伟的发言以《中国国家博物馆铜镜收藏与研究》为题。他总结了国博百年铜镜收藏史的三个重要阶段，将国博馆藏铜镜特点概括为时代蝉联、自成体系；发掘品精，工艺上乘；题材广泛、形制多样。国博集中了一批源于全国各地的铜镜考古发掘品、出土品佳作，汇聚了中国古代铜镜的精华，体现出古代制镜技术的最高水平。
北京大学历史系韩巍副教授报告的题目是《虢季子白盘年代再议》，虢季子白盘是国博收藏的一件国宝级青铜重器，学界一般将其定为宣王十二年，韩先生根据其铭文文体、字体、书风等因素，结合《竹书纪年》等文献以及清华简《系年》等新出土资料，认为虢季子白盘铭文中的“王”应为西周灭亡后“二王并立”时期的“携王”，由此学界对两周之际的政局变迁、腹部有纹饰的半球形蹄足鼎断代及考古年代学等问题将会有全新认识。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陈鹏宇在《鸟兽纹管銎戈溯源》报告中，从故宫收藏的3件春秋晚期鸟兽纹管銎戈出发，联系了16件与之类似的管銎戈和与之形制相关的11件鸟兽纹管銎斧，并具体分析了其域外文化因素，认为其器型源自公元前8-6世纪流行于南西伯利亚、图瓦、阿尔泰等地区的管銎啄（即希罗多德《历史》中草原游牧民族萨卡或者斯基泰人使用的传统兵器“sagaris”），其吐刃造型和动物纹饰则源自西亚，由此则可以推知公元前一千纪中叶东、西亚之间有着“西亚—欧亚草原—中国新疆—中国北方及中原”的文化传播路径。
故宫博物院馆员熊长云的发言以《说“礤”》为题，介绍了一种考古发掘中常见的正面具有密集乳钉、中有镂空的方形牌状器物。这种器物曾被认为是厌胜钱、马刷、锉、㼽、磨姜器、牌饰等，他系统梳理了与之相关的器物，判断这种器物应与南越王墓出土的两件器物功能相似。根据传世文献及今天岭南地区对类似器物的称谓，可将这种器物可定名为“礤”。这是一种用于磨治香料、食物或药材的研磨器。
论坛第二场报告的下半场内容，则以青铜器物组合、文化因素及其交流和先秦时期的铜矿采冶发展史为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严志斌的发言题目为《说觚爵组合》。学界一般认为商代墓葬所见铜器组合以觚、爵组合为核心，而这种觚、爵组合在西周以后渐渐衰落而不见。但严先生列举了一些新材料认为这种觚、爵组合一直延至东周时期。他归纳了“爵”的两条发展系列，一是由二里头文化延至西周早期的三足爵；二是自西周中期而至东周的勺形爵；西周中期的杯、觯是觚的变体与替代，而且漆觚也参与与爵的组合，圆陶片和柄形器可能指向考古中不易发现的漆觚。因此觚、爵组合，从二里头文化阶段起始，延续至战国时期，一直是中国青铜时代的酒器器用核心。
国博研究馆员李刚的报告为《两周时期冀北与辽西地区青铜器的文化要素分析》。他将冀北玉皇庙文化和辽西夏家店上层文化器物作了类型学研究和器物群构成对比，发现二者均有若干形制相近的北方文化风格器物，夏家店上层文化所含的青铜卧虎牌、卷躯虎形牌等器物与玉皇庙文化中部分青铜器的器用、器形、纹饰母题也有相近之处，其艺术创意和审美取向也相近，同时在制作工艺和复合材料的装配方式上也有共通之处，又都与中原文化及北方草原有所交流，因此两周时期冀北与辽西的青铜文化有很大共性和互相交流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