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副研究馆员田伟在线发言《先秦时期中条山及周边矿冶活动的兴衰》。着眼于先秦时期的铜矿开采、冶铜活动的发展史。他认为中条山的铜矿开采不晚于龙山时期，并且可能已实现采、冶分离；二里头文化时期该区域采、冶铜遗址大幅增加，并在二里岗文化阶段达到顶峰；后因该地氧化铜矿接近枯竭和冶炼硫化铜技术直到西周才出现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等原因，该区域的矿冶生产在晚商到春秋时期陷入停滞，而同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矿冶活动兴盛起来；晚商铜料来源尚未明确，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周王室和晋国的铜料也主要来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而并非中条山及周边地区；战国时期，冶炼硫化铜技术北传，中条山地区的冶铜炉火再次燃起，但仅限于向魏国或秦国提供铜料，昔日辉煌已然不再。
“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论坛”标志（王欣然设计）
论坛第三场
9月27日上午，武汉大学张昌平教授主持论坛第三场，上半场通过线上会议的方式，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许杰馆长、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汪涛主任、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亚洲部柳扬主任进行远程交流和互动。
许杰馆长的发言题目为《三星堆文明的青铜铸造技术》。他结合微观观察和宏观对比，综合探讨了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造像的铸造技术原理和实践，旨在全面阐述三星堆陶制块范铸造技术的来源、应用和文化内涵，并进而探讨技术应用中反映的理念，作出理论层面的诠释。通过与中原青铜铸造技术的比较，证明三星堆文明的青铜技术来自中原，但在运用同种技术时却与中原有着截然相反的倾向，即相对于中原铸造业的“浑铸偏好”，三星堆铸造业的特色是“简单铸型偏好”。
汪涛、柳扬的研究重点均为“鸮”。汪涛以《商周青铜器中的“鸟”与“鸮”》为题，将甲骨文中与鸟有关的字做了区分，指出鸮（猫头鹰）与其他鸟类的不同之处，并通过分析具体卜辞的内容，对鸮在商文化中的意义做出了进一步的探讨。他对比了传世与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以鸮/鸟为造型及装饰母题鸮形器，追溯了从鸮到凤的转变过程，通过这种具体的例证分析也可以揭示中国古代神话宗教观对上古艺术发展的影响。
北京大学陈建立教授的报告以《金道锡行与曾国冶金考古》为题。国博藏著名青铜器曾伯桼簠，铸有“克逖淮夷”、“抑燮繁湯”和“金道锡行”等铭文，为研究东周时期中原与南方地区金属资源的流通与管理，特别是曾国青铜器生产提供了重要线索。近年来，湖北随州、枣阳、京山等地新出土多批两周时期曾国青铜器，发掘了苏家垄冶铜遗址，为研究商周青铜制作技术、物料来源及南北方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考古资料，可与曾伯桼簠铭文相互对应。陈建立从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实验室考古清理、科技分析和文物保护的多重角度，介绍了他们近年来关于苏家垄冶铜遗物的资源和技术特征，曾伯桼器的含锡量和铅同位素比值特征以及叶家山、郭家庙、苏家垄、擂鼓墩、文峰塔等不同时期曾国青铜器的合金组成及铜料来源等工作成果，认为未来曾国冶金考古仍要就南方与中原地区沿线的铸冶遗址及中原王权对南方金属控制模式，铜、锡、铅等金属及其他贵重物料历时性观察及江汉与江淮冶金资源、技术乃至文化互动等问题来做工作。
国博副研究馆员翟胜利的发言题目为《何尊研究综论》。何尊是西周早期最重要的青铜礼器之一，其铭文涉及成周营建、周初诸王纪年等重要史实。他认为，从造型风格、铭文特征等方面判断，年代应属于西周早期。该器在造型、装饰方面有其独特之处，迄今未发现高度相似的断代标准器，故从考古类型学方面难以断定其准确年代。在铭文研究方面，迁、复、京室、宗小子、中或（国）等字对于理解成周营建、器主身份、器物年代等问题至关重要，这些字大多经历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研究进展，但仍存争议。何尊及相关文献、考古、历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人们对于周初若干史实的认知和理解，其研究过程和方法对于中国古代青铜器、古文字的研究也具有显著的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