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剧照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臣如果还能真心“以忠事上”，那么这个“忠”，便早已凌驾于利益之上，而成为发自内心的道德自觉了。
法家的“忠诚”，只是纯粹的利益结合而无道德可言吗？
事实上，当绝大部分的人臣与君王已无血缘关系，宗族观念渐渐不存于贵族间；那么传统由“孝”衍生出来的忠于宗族、忠于大宗、忠于君王的脐带关系，就已不复存在。那么，一个臣子愿意因为市场般的交易，为君王和雇佣关系牺牲生命，已不是利所能涵盖的了。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法家“忠诚”的基础点确实是来自于人性好利的观点上，甚至可能因为利益的不同，或是无利可图，而断了“忠诚”的架构，如韩非所言：“君臣之利异，故人臣莫忠。”
韩非剧照
既然人皆有好利之心，而且此利都是自为的私利、不是公利，那么“利”的重要性自然影响着“忠”。
表面上看两者格格不入，一个在外，一个在里；一个重实际，一个重道德。但是若加细究，不难察觉法家之立论，是以人性基本需求为最直接、最基本的考量的。法家以“利”完成“忠”的初级阶段，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人臣获得利后就该为君王尽忠，而人臣既然效忠君王就应获得该有的利益，所以君臣两方若能依照这种关系来相待，必能相乐、相得。
正如韩非所言：“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极于权衡，而务至于任鄙。”上上下下一起追逐各自的利益，不但不会危害国家，而且会提高人臣的积极性，给整个国家带来活力。这种以“利益”为轴心来构建“忠诚”的理论，正是战国时期法家的社会政治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