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对于人性的看法，在《论语》一书中已有呈现。不过，我们若非抽丝剥茧地探寻其中关于人性的意向与轨迹，那么将无法轻易察觉。可见这时期对人性的看法只停留在萌芽阶段，难怪连孔子的高足子贡都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战国时代，针对人性的看法与论述却有显著的发展。这就显现出了一个重要的论题，即人的本质成为思维的对象，思想家们也依此为本来构建其庞大的理论体系，所以到了战国，尤其战国中、后期，各种的人性论如雨后春笋般地兴盛起来。
孔子雕像
法家的人性观点，成为战国变法的基础和君王施政的方针
对人性的看法，正是战国时期极重要的基本理论，因为这对于如何使一个国家步入良好的政治运作中，包括君王如何治理人臣百姓，或是人臣在政治体制内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都有极大的影响力，所以许多君王或多或少都会加以斟酌、应用。
法家的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诸人的人性观点，也成为战国以来变法的基础和君王施政的方针。生活在战国即将结束之际的韩非，更对以上论点与诸子学说有所了解，并且加以陶铸成自己的心得，以因当时纷乱多变的形势，从而建立一个君明臣忠的富强国家。
韩非画像
韩非说：“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凡是人，都具有好利恶害的本性，而且很明显，好利恶害、安利去害是人情所不能免的，这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这一观点亦可以在商鞅和荀子的理论中找到蛛丝马迹。
如荀子所言“凡人有所一同”，他肯定衣食等基本需求，和好逸恶劳的本能，是一个人不用学习就拥有的，即使如大禹之圣或是夏桀之恶，皆不能避免的具有这种内在的性情；商鞅也说：“人情而有好恶。”
由此可见，他们都认同这种好利恶害之心是生来就有的，所以对于处理事情上都会随时衡量利害、考虑如何去做才最有利。
荀子雕像
如此说来，韩非认为人性好利恶害是有所承袭的。他既然以此为立论的主轴，那么“忠诚”这种道德自律，可否就依归于利害的抉择？
人臣的效命，包括“身”和“心”两部分
《韩非子》云：“且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
事实上，人臣与君王的关系如同在市场上进行一场买卖。两者之间，一方提供高官厚禄；一方以个人的全部力量甚至生命来进行交易。如果双方条件谈得拢，那君王自然该给出丰厚的条件，来购买人臣的效命。
战国时代各国相继的实施变法，政治的架构也逐渐由宗族的分封转为郡县制。相对的，君王对土地与人臣的掌控也更为直接有效，因此有血缘关系的贵族，自然慢慢在这场变法中失去皇亲贵族的优势，进而被淘汰。
游走于平民阶层的士人（当然也包括贵族）要靠着自己坚实的能力，重新与君王进行某种利益上的谋合，当双方能达成共识时，也就是臣子该为自己的抉择，而向君王尽死效力的时候。
韩非画像
君民关系如同“田民通过买卖得到土地”一样，是交换原则支配的。所以法家才会认为，如果人臣选择好了想要跟从的君王，那就应当“臣得尽其力”、“尽力以致功，竭智以陈忠”。
这里的“尽力”、“竭智”，表面上看，属于臣子在契约下应该对君王尽的义务，也就是基于双方互利的原则下臣子应付诸的实践；事实上，这种“忠诚”的概念已超越了利益获取，而由行动上的效劳、利益的交换，转而进入到个人道德自觉的体认。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爵禄对君王来说，乃是身外之物，要多少有多少；然而，生命对人臣来说只有一次，更甚者人臣一家人的性命也许都下在这场赌注中，这场交易若稍有不慎，最大的输家往往是人臣，这就是所谓的“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且结局往往落到“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