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山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经济强省；而在历史上，山东也是一直非常强的存在，很多人说，这是由于山东的地理位置非常好，也有人说是因为山东靠近北京，总之种种说法都有，但这都只是羡慕嫉妒的说辞而已；要知道，在古代，山东这块地方还被成为东夷，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都远落后于中原，据《汉书·地理志》载：“齐地负海潟卤，少五谷，而人民寡。”
夏朝禹分九州时，山东属于青州；商朝建立之前，商的始祖契都于蕃，相土东都在泰山下。山东西南部曾是商部落的活动中心，也是商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之一；商初有八次迁都，其中前两次在山东境内。对山东东部未华夏化的东夷人，商王朝通过盟国奄国、薄姑国等对其进行统治；但如果真有这么简单，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商纣王伐东夷的事情了。
在武王伐纣之后，姜子牙作为最大的功臣，被首封于齐地营丘建立齐国，以稳定东方。在姜子牙带领本部人马到达淄河西岸时，只见莱国军队正在涉水奔营丘而来，剑拔弩张，形势危急。原来莱国与营丘离得很近，是商纣王的属国，莱侯想趁姜子牙立足未稳之际抢占营丘。
两军在淄河西岸展开对垒，姜子牙指挥镇定自若，士兵作战英勇顽强，莱军被杀得丢盔弃甲，悻悻而回，齐国就这样正式建立起来。姜子牙建立齐国后首先以法治国，安定民心，他先后杀了阳奉阴违的司寇营汤，自私自利的狂矞、华士兄弟；一时间齐国再也没有违抗命令法规的事情了，混乱局面迅速得到了安定，前后历时五个月。
姜子牙政治上推行尊贤尚功的政策，就是选拔有才能的人做官，吸收大批当地东夷土著中的人才加入到齐国统治阶层，让他们在国家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还把用人提升到事关国家兴亡的高度，提出“六守”、“八征”、“六不用”的人才理论。实践证明，他的用人思想不仅开创了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的人才使用先河，也为后来齐国称霸列国奠定了基础。
文化上推行“因其俗，简其礼”的开明政策。面对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姜太公自齐国初建时就因地制宜，在注重发展黍、稻生产的同时，利用境内矿藏丰富、鱼盐资源丰富的特点，大力发展冶炼业、丝麻纺织业、渔盐业等手工业；还利用齐国交通便利、人民有重商传统的优势，大力发展商业，推行与列国通货的外贸政策。
在这种“农、工、商”三宝并举的宏观战略指导下，齐国制造的冠带衣履畅销天下，鱼盐流通列国，诸侯纷纷前来朝拜，齐国逐步由偏僻荒凉的小国穷国发展为雄居于东方的大国富国。到齐僖公、齐襄公时，齐国降服了周边诸多小国，国力称雄于诸侯，但齐国国力走向巅峰，还是在齐桓公时期。
齐桓公一生中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就是毫无保留的信任管仲，要知道管仲曾经差点杀掉他，但他知道管仲之能后，特地选择吉祥日子，以非常隆重的礼节，亲自去迎接管仲，以此来表示对管仲的重视和信任。同时也让天下人都知道齐桓公的贤达大度。齐桓公迎接管仲后，一连聊了三天三夜，句句投机，斋戒三日，拜了管仲为相，并称管仲为“仲父”。
在管仲任职期间，对内大兴改革、富国强兵。对外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在管仲的诸多改革中，尤以经济改革为最，他的经济政策是“遂滋民，与无财”，办法是“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
管仲提出“相地而衰征”即按照土质好坏、产量高低来确定赋税征收额，马克思级差地租与之相同；面对当时“竭泽而渔”的经济开发，为了有效利用齐国的林木和渔业资源，制定了“山泽各致其时”；修齐太公“九府圜法”，在齐国设立了专管货币的机构——“轻重九府”。而且管仲在《管子·奢靡》一文中，系统的阐述了消费对生产的促进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