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韩国的综合实力略弱于齐、秦、楚等强国。
韩的疆域在七雄中最小，而且多山，土地瘠薄，不利于种植业的发展，国家亦因此贫弱。张仪为秦连横说韩王曰:“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麦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一岁不收，民不厌糟糠；地方不满九百里，无二岁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为除守微亭障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
再次，韩国因位于天下之中，四面受敌，尤其是被齐、秦、楚三强包围，在军事上处在十分不利的状态，使本来不足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例如《韩非子·存韩》曾言:
“夫韩，小国也，而以应天下四击，主辱臣苦，上下相与同忧久矣。”
韩的较弱国力与地理特点造成了它们在群雄割据混战中的被动，在军事战略上不得不注重守备，较多地采取防御的做法，《商君书·兵守篇》曾详细论证了这个问题, 总结说：“四战之国务在守战。”从史实来看，若无大国支持，韩国尚不具备与其他强国（齐、秦、楚）对抗的能力。公元前318年，以三晋为主的五国合纵攻秦遭到失败，就表明了这一点。
第四，由于韩国四面临敌，国力较弱，在复杂激烈的兼并战争中，不得不注重审时度势，结交和依托强国，以求生存发展。
韩的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数十万兵力，使之对周围邻国的安全及争霸扩张具有重大影响；与其联盟，力图控制和利用韩国，被当作这些国家军事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
故此，韩国所在的枢纽地带是这一历史阶段列国纵横捭阖的政治外交活动中心，并成为“合纵”、“连横”思想的发源地。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多出于韩国，司马迁在《史记》卷70《张仪列传》中说：“三晋多权变之士. 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如张仪、公孙衍、范雎、姚贾，苏秦与苏代、苏厉兄弟（周人，国土被韩包围）。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亦称：“春秋以降，诸子并立。……故河北、关西，无复纵横之士。韩魏、陈、宋，地界南北之间，故苏、张之横放（原注：苏秦为东周人、张仪为魏人)，韩非之宕跌（非为韩人），起于其间。”
这既取决于当时险恶多变的国际形势，也和当地居民善于机巧权诈的风俗对政治的影响有关。
如前所述，由于韩国所在的枢纽地带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价值，对于齐、秦、楚国来说，打败对手，确立自己的优势地位之关键，一方面在于勤修内政，富国强兵；另一方面就在于对外军事、外交活动的成功，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是否能够控制和利用韩魏两国，当时明智的政治家和统帅都这样认为。
如甘茂言:“楚、韩为一，魏氏不敢不听，是楚国以三国谋秦也，如此则伐秦之势成矣。”范睢对秦王所称:“今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若欲霸，必亲中国而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赵强则楚附，楚强则赵附。楚、赵附则齐必惧，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事实上，在这一历史阶段三强争霸的战争中，得到韩魏支持的一方往往在激烈的角逐中获胜。
如上所言，韩国在当时的合纵、连横战争里，虽然不是一流强国，却因为地控枢要，拥兵数十万，从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故此引起齐、秦、楚诸强的重视，成为它们竞相争夺的首选目标。
二、韩国的变法图强
战国初期的韩国也和赵国有相似的毛病：国内政治混乱，具体表现为频繁的迁都和弑君，迁都可以理解为一种寻求政治平衡的选择。三晋分晋之时，韩国国都本在平阳，大约在山西临汾附近，后来迁都到宜阳，后来韩景侯又迁都到阳翟，到韩哀侯时期，灭掉郑国，就迁都新郑，算是彻底稳定下来。
而弑君是紧随着频繁迁都而产生的。在阳翟为国都时期，就发生了著名的聂政刺韩相侠累的事件，这一事件之后，韩烈侯甚至答应严遂终生为相。之后继位的韩哀侯虽然灭掉郑国，但自己却被一个叫韩严的人杀死。这个韩严又是一个不得而知的人物，可见韩国史料的渺茫不可寻。而在韩昭侯在位期间，发生了一个“韩姬弑悼公”的事件，这个“悼公”显然不是韩昭侯，因为在这之后韩昭侯还在位十几年，而同时期其他诸侯国又没有一个谥号为“悼公”的国君去世，令这一弑君事件疑窦丛生，成为孤证。但不论怎么说，韩国在战国初期都是一个政治十分落后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