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34 年，魏国在接连惨败于齐、秦之后，惠王被迫协同韩及其他小国诸侯赴徐州朝见齐威王，承认齐国的霸主地位，即所谓“徐州相王”；此后中国进入了群雄角逐、纵横捭阖的混战时期。
由于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战国“七雄”当中的齐、秦、楚三国地广兵强，各自的综合实力均超过了其他诸侯。三强之间实力相对均衡，谁都没有绝对把握战胜对手。因为统一条件尚未成熟，任何一强要想吞并邻国，都会遭到其他数国的联合抵制与阻击，难以一举成功。
既然兼并天下的时机未到，齐、秦、楚等强国便暂且奉行徐图进展、谋求霸权的策略。一方面，胁迫或拉拢其他中小国家加入本方阵营，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形成对敌优势，即所谓“合纵”、“连横”。另一方面，通过蚕食邻土以增强国力，打击并削弱争霸对手。待到时机成熟，再来扫清寰宇，一统海内。
在这一历史阶段的政治斗争里，韩、魏两国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它们所附从的某个强国往往会取得作战的胜利，甚至能够不战而迫使对手割地求和。齐、秦、楚为了达到控制韩魏的目的，在军事和外交活动中各施谋略。而齐、楚争霸失利，秦国最终获胜，得以独步天下，这一结果与他们争夺韩魏的成败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韩国所处的地利形势
军事地理学上的“枢纽区域”，也叫做“锁钥地带”，指的是处于交通要道，在对立作战的双方或数方中间的“兵家必争之地”；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如果夺取、控制了这一区域，就可以阻挡敌方的进击，并使自己能够向几个战略方向运动兵力，获得战争的主动权。战国中期的枢纽区域,由位居中原腹地的韩、魏两国构成。
韩国国土分布于豫西和豫南的丘陵山地、晋南谷地，以及国都新郑所在的豫东平原。《汉书》卷 28 下《地理志》日：
“韩地，角、亢、氐之分野也。韩分晋得南阳郡及颍川之父城、定陵、襄城、颍阳、颍阴、长社、阳翟、郏，东接汝南，西接弘农得新安、宜阳，皆韩分也。”
苏秦日:“韩北有巩、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常阪之塞，东有宛、穰、洧水，南有陉山，地方千里，带甲数十万。”
韩国在军事地理方面的特点：
首先是处于东亚大陆的中心，控制了当时中国几条重要的水陆交通干线。
如通往东西方的陆路有：豫西走廊，西端的重镇临晋、陕、焦、曲沃属魏，宜阳和东端的成皋、荥阳与管属韩；晋南豫北通道中段的上党、轵道分属韩、魏。
连接南北方的大道则由燕赵南下，进入魏地的邺、朝歌，渡过黄河，经韩之管城（今河南郑州)、国都郑（今河南新郑），直赴楚国的方城。联系全国两大经济区域——关中与山东的水路，是由消水入黄河，历三门、孟津，到达韩之荥阳、魏之延津，黄河中游河段两岸多是韩、魏领土，几处重要渡口如陕津、武遂、河阳、白马俱在其内。荥阳又是黄河与济水的分流之处，魏惠王时开凿鸿沟运河，把济水与汝水、泗水、淮水联结起来，在河淮之间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水运交通网，韩之荥阳与魏之大梁都是总绾几条河道的枢纽。
从那里出发，既能溯河而上，进入秦境；又可以沿黄河、济水或鸿沟诸渠，到达山东与江南。如《史记》卷29〈河渠书》所言：
“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渠甾济之间。”
因为韩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交通方面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而韩国的兵力又不够强大，所以引起了政治家、军事家们的瞩目，成为战国中叶几大强国争夺、控制的热点，被认为是“天下之枢”。特别是争霸的两个丰要对手——齐、秦之间没有共同边界，只有假道韩国才能交锋，如“秦假道韩、魏以攻齐，齐威王使章子将而应之”。
另外，韩魏又是它们抗御对手的屏障，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7 中说：“夫三晋者，齐、楚之藩蔽；齐、楚者，三晋之根底；形势相资，表里相依。”在这样的政治地理形势下，诸强对韩国的觊觎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