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高校应该如何引导学生正确理解“非必要不出校”？具体怎么操作？
李奕：
学校应引导学生认识到，当前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恢复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作为学生，在疫情风险仍未完全解除的当下，应将主要精力聚焦在学习、研究上，有一些外出娱乐、旅游、健身活动的安排，可以做一些适当的压缩和调整。
举例来说，现阶段大家普遍认为“必要”的事，主要有教育教学、科研、就业、校际之间的学术交流，还有生活当中必须做的一些事，比如生病去医院等。具体到每个学生，“必要”与“非必要”的情况可能存在差异，这就需要学生结合自身情况和学校安排，作出理性判断。
在这方面，目前已有一些高校做出了良好的示范。例如清华大学目前实行的就是备案制，学生离校，只需在在线系统中提前报告出校事由、出行轨迹、进出校时间等相关信息，提前报备后，无须审批即可进出校园。这样做看似缺少对学生的约束，但通过给予学生一定的自主权，激发每个人做好防疫的自觉，最终反而能将防疫举措落到实处。
记者：近期，部分高校在校园防疫中的一些做法，引发了部分学生的议论。应该如何解决？
李奕：
截至9月6日，北京返校大学生已有41.8万多人。从目前学校反馈的情况看，大部分学校运行秩序还是井然的，并且大部分学生都很自觉地戴上了口罩。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长期坚持和新冠病毒的斗争是需要多方共建共享共治的。这个多方，除了高校管理层，还包括学生、教职员工以及其他外来入校人员。大家齐心协力，来确保高校各项防疫举措落到实处。
当前，高校在实际管理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以及学生对高校管理的一些抱怨，大都是由于没有处理好这几方的关系造成的。要实现多方共建共享共治，就必须理顺这几方的关系。
记者：一些学生抱怨，回到学校后自己的行程在辅导员、导师那里成了“公开的秘密”，感觉没有了个人隐私。还有的同学因为进门扫码、测温和工作人员起了争执。这些情况该如何处理？
李奕：
高校要处理好学生和教职员工、学校的关系。
一方面是处理好学生和辅导员、导师的关系。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辅导员、导师有必要了解每个学生的活动范围和规律。对于这一点，学生要充分理解，这并不是要侵犯个人隐私，而是要对可能存在的风险提前做好准备。此外，学校实行单元管理，也会对学生的活动范围和时间做出一些限制，比如不能大规模串班，尽量避免和其他院系同学有太多接触等。辅导员和导师要将这些防疫要求准确地解释和传达给学生，学生也要尽可能配合落实。
在学校里，同学们进校门、食堂、宿舍、实验室等不同场所，可能都要不停地扫码测温。要引导同学们主动配合相关工作人员，出现问题要心平气和地沟通，避免争吵。如果遇到问题需要联系老师、学校，也要畅通相关沟通渠道，确保学生的意见得到传达。
记者：一些学生反映，为什么学校对学生提“非必要不出校”，但对老师职工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如何看待？
李奕：
这需要高校处理好对学生管理和对教职员工管理之间的关系。
在大部分情况下，对学生和老师、职工的防疫管理应该实行统一的标准，而不是说老师、职工可以完全自由出入，学生就要严格管理、“一刀切”不让出去。对老师、职工也应该提倡“两点一线”，非必要的聚会和活动不参加，尽量跟对学生的管理要求靠近。但是大部分老师职工住在校外，决定了在管理上没法和学生完全一致。这里就需要通过多方沟通，取得相互的理解。
记者：当前部分学校提出“十一假期”不放假、不许出校门。“十一假期”学生到底能否出校？从境外返京的师生，在校园防疫方面又该遵守什么安排？
李奕：
当前，总体上跨省的交流和社会生活都逐渐恢复。学校在具体防疫措施上可以相对严格一点，但是总体上管理要求要跟社会的管理要求节奏一致。高校要处理好学校管理和整个社会防疫管理措施之间的关系。
“十一假期”是一个相对长的法定节假日，学校不能把它当成一次停课再复课的过程，管理上应当和普通的周六日假期一样对待。具体到这个假期学生出校如何管理、出京怎么进行健康监测和落实防疫要求等问题，学校在制定方案时，应当参考社会整体的防疫要求，做出合理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