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言官的黄金时代，也是言官最丑恶的时代。
纵观历史，一部言官发展史，几乎就是中国古代皇权与臣权斗争史。但凡皇权强大（比如秦和清这一头一尾）时，言官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充其量替皇帝当只咬人的狗。而一旦皇权衰落、尤其是到了士大夫掌权以后，言官就成了士大夫内斗或是欺凌皇权的急先锋。
在这其中两宋、尤其北宋是言官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体现在其一是发源于南北朝、但在唐朝中期遭到限制的言官可“风闻奏事”作为一项制度，在宋仁宗赵祯在位时得以再次确立并一直延续下来；其二是台谏合流，言官的职责分工被打破，从此他们上至皇帝下至小吏想喷谁就喷谁，再无限制；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两宋优待文官，甚至“与士大夫共天下”，使得经常作为士大夫打手面目出现的言官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明朝建立以后，雄才大略的明太祖朱元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做出了很多重要的革新，但同时又因草根出身的局限，使得他在许多制度设计上存在不足和缺陷。比如分封制、军户制以及重农抑商等等，这都为后来明朝的中衰以及亡国埋下了隐患。更重要的是，朱元璋对于打着“读书人”招牌的士大夫集团过于宽容和优待，导致终明一朝的君臣关系非常紧张，制造了大量的内斗，严重消耗了国力。
不管是史书还是今天的影视文学作品中，一提到明朝就免不了出现以刘瑾、魏忠贤等为代表的阉党以及以严嵩父子为代表的奸党这些大反派，与他们对立的正面人物（而且经常以受害者的面目出现）则肯定一群浓眉大眼的文官，当然其中也少不了如杨爵、郑晓、唐顺之、海瑞、袁可立、杨涟等言官。而这些正义的文官在与权阉和权奸作斗争的同时，同期的如明武宗朱厚照、明世宗朱厚熜、明神宗朱翊钧等皇帝，基本都被诟病为昏君，反正不是什么好鸟。
然而这只是以某个群体——比如士大夫的观点记载的历史，却未必是历史的真实。
两宋319年的历史可以说是由士大夫这个群体来主导的。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品尝过至高权力美味的士大夫们当然想重温旧梦，然而随后而来的蒙古人对砍脑袋的兴趣高过讲道理，所以他们怂了（后来清朝时同样如此，文官们还是老老实实的当乖孙子）。不过在明朝就不一样了，虽然开国的老朱在他们眼里是个大老粗，但毕竟同文同种，士大夫们觉得还是有道理可讲的，于是一场君臣争夺至高权力的大战就此展开。
终明一朝276年，以士大夫为主体的文官有志一同的斗皇帝，而言官就是急先锋。面对这种情况，老朱家的皇帝们当然不肯让步，朱元璋、朱棣这样的猛人皇帝的选择是拎起大刀杀得人头滚滚。可是他们的子孙却没有这样的威望和手段，只能借助他人之手，于是特务、权阉以及从文官中分化出来的“奸臣”开始层出不穷的涌现，跟士大夫斗得热火朝天。
所以哪有什么阉党、奸党，其实都是帝党。而那些在影视剧中浓眉大眼的文官（尤其是言官）看似在跟刘瑾、魏忠贤、严嵩之流斗争，其实真正斗的都是皇帝。而且他们的
最终目的也并非为国为民那么好听，就是争权夺利而已。
而此时就显示出北宋在制度上放纵言官的弊病来了。
在两宋之前，言官有着严格的分工——谏官喷皇帝，监官揪坏官。所以我们看到在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成天被魏徵喷得满脸口水也只能老老实实的忍着（当然后来没忍住差点刨了魏徵的坟），而身份地位尤在魏徵之上的房玄龄、长孙无忌之流则只在旁边看眼或劝架，几乎从来不掺和其中。这是为啥？因为魏徵是谏官，喷皇帝是职责所在，而房玄龄等人不是谏官，也没这个权力。他们对皇帝有意见只能去找魏徵商量、让老魏去喷，如果老魏不同意则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要是他们敢乱喷，李大帝绝对不会像对老魏那么客气，打屁股和砍脑袋都是有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