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以后台谏合流，监官也可以合理合法的喷皇帝了。到了明朝，老朱在建国时虽然对此也有所警惕，但只禁止了生员议论国事，这就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漏洞，即凡是文官都可以议论国事、都可以喷皇帝。
所以海瑞上《治安疏》事件要是放在两宋之前，绝对是找死的行为，但在明朝就有徐阶等一大堆文官理直气壮的替他求情，朱厚熜也只能把海瑞关几天而已。而在左顺门事件中，身为翰林修撰的杨慎同样不是言官，却敢打着“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的旗号率领百官悍然冲击宫廷，这在哪朝哪代都可定性为“谋逆”大罪的严重政治事件，最后也只以朱厚熜打了群臣一顿廷杖，最后把杨慎发配云南告终。
言官的扩大化，还导致明朝党争的激烈化。比如在明末辽东主将熊廷弼、孙承宗、袁可立、袁崇焕等均因党争遭言官弹劾或死或走，直接导致对清作战形势的持续恶化。
言官的扩大化又带来了“可风闻弹事”的扩大化。翻开史书，明朝的皇帝除了跟文官关系好的朱高炽和朱佑樘以外，剩下的几乎个个奇葩、少有没怪癖的。比如斗蛐蛐（朱瞻基）、荒唐（朱厚照）、修仙（朱厚熜）、好色（朱载坖）、肥宅（朱翊钧）、木匠（朱由校）等等，尤其是明中后期的皇帝们争相恐后的淹死、吃错药、爆发各种“奇案”——就没有人觉得奇怪吗？难道是老朱的“种”不好，导致明朝的皇帝就没几个靠谱的？
尽管我没证据，但还是以为这种情况难免与明朝的士大夫几乎人人是言官、人人“可风闻弹事”有一点的关联。既然是“风闻”，那么这些关于皇帝的八卦可以是隔壁王老二说的，对街的李老五也行。至于王老二和李老五说没说过、甚至这两个人是否存在都不重要，反正不能因言获罪，否则这么干的就是昏君、就是奸贼。
两宋的皇帝很弱鸡，于是寂寞无敌的文官大内斗；明朝的皇帝很“护食”，于是找到了对手文官有志一同的斗皇帝。所以明朝的君臣斗争可能是历朝历代中最激烈的，也是最残酷的，残酷到了崇祯皇帝朱由检几乎是被他的大臣们逼死在煤山。当然这些大臣们也没落着好——当初国库空虚，朱由检跟大臣们借钱，后者纷纷哭穷，连老丈人周奎也只肯借1万两。结果李自成进京后只需一顿拷打，就从周奎家里搜出57万两，而据说李自成更是在整个京城搜刮到了7000万两之巨。
这就是在《新龙门客栈》等影视剧中所大肆赞美的大明忠良啊！
后来满清入关，因为满洲人文明程度不高，所以几乎全盘照搬了明朝的各项典章制度，唯独对士大夫的政策上除外，便是深刻吸取了明朝老朱家的教训。现在经常还听到各种对清朝不满的声音（这里不讨论对错），其中就有将康雍乾称之为“饥饿盛世”的说法——其实中国老百姓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能吃饱肚子的日子并不多，清朝百姓的肚子也不比之前的历朝历代更瘪，不过清朝士绅的日子确实过得比前朝要惨得多。别的不说，一个摊丁入亩和官绅一体纳粮就将他们已经享有千年的特权几乎一扫而空。
而古时士大夫所说的“民”其实从来跟普通百姓没有半毛钱关系，即便有也是打个幌子罢了。在绝大多数时候，他们所谓的民、所谓的为民请命，其实都是给自己捞取权力和利益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