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本人对于汉化的态度经历过被动地顺从到主动地同化，再到内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充分的体现出信念对于一个人的重要影响，孝文帝所进行的汉化措施对于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魏收，《魏书》
司马光，《资治通鉴》
李延寿，《北史》
同时，冯太后本人也是十分重视对于孝文帝的培养，将孝文帝作为她汉化措施实行的继承人进行栽培，根据李延寿在《北史》中的记载，孝文帝二十岁时，冯太后让他“正月癸亥朔，帝始服衮冕，朝飨万国”，此时的孝文帝已经可以自己独立的进行国家管理措施的制定。冯太后为了更好的培养孝文帝的汉化的能力，主动的让孝文帝参与重大的汉化措施的决策，比如均田制等土地方面的改革，都有孝文帝的参与，由此也使得孝文帝接触了较多的汉化措施，也更加的加深了孝文帝将汉化措施作为自己治国思想的意识，在这种长期的汉化措施的熏陶之下，孝文帝自然就认同了这种汉化措施的改革理念。
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此时的孝文帝已经认同了汉化的改革措施，在国家治理方面也具备了一定的独立能力，但是国家的最根本的统治大权还是在冯太后手中，所以即使孝文帝认同了汉化的理念，但是还是存在很大程度上的顺从心理，不能从根本上对于汉化的措施进行调整和发展，所以并没有达到的内化的阶段，只是处于一个自觉地认同阶段。
积极地内化阶段。
虽然一个人的心理变化过程很难有明确的分界线来界定，我们也很难去了解一个人的心理变化状况，但是从孝文帝所处的环境当中我们也可以明确的判定，冯太后的去世，孝文帝正式掌握国家的政权，是孝文帝对于汉化措施进行积极地内化的重要分界时间。
此时的孝文帝明确认识到汉化对于国家存亡的重要意义。在冯太后掌握国家政权的时候，所采取汉化措施的目的其实只是为了更好的稳定国家的经济发展，带动国家的经济实力的提升，但是孝文帝显然比冯太后更为清楚当前国家的局势变化。
冯太后去世之后，孝文帝终于能够掌握国家的政权，不用再受到其它强权的压制，此时的他正处于一个意气风发的阶段，他有着十分远大的理想，要将国家建立成为一个盛世，而建立盛世的前提，就是需要促进鲜卑族的进一步前进，他将这种前进视作国家存亡的关键要素。汉族作为当时最为先进的地区，其文化、经济和政治等方面都是先进于鲜卑族的，所以鲜卑族的发展前进之路，就要首先从学习汉族，进行汉化开始，孝文帝也就开始积极的在国内实行汉化的改革措施，推动鲜卑族的进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