丸山那一代人，因动员而接触到下层民众，其结果是让他们痛感自己的生活观与天皇观在日本整体社会中只不过是少数。丸山认为，昭和时期超国家主义的抬头，即便对上层知识分子来说是突发事件，但并不是说不存在于明治、大正时期，只不过是下层民众之间常态的东西进入政治中枢的结果而已。这样的话，即便恢复到大正时期也无法解决问题，因此有必要分析与变革近代日本社会结构。
再者，与怀念“大正”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相反，年青一代更加重视“明治”。他们试图通过赞赏“建国与变革”时代的明治维新和自由民权运动，对抗在“稳定与文化”时代的大正时期成长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
例如，鹤见俊辅在1951年《批判老一代》的一文中写道：“老人，分为维新人与明治人两种。”鹤见认为，“社会秩序可以变更”对于经历过幕府末期到明治维新变革时代的“维新人”来说，并不是单纯的理论，而是他们的切身感受。与此相反，出生在秩序稳定的明治后期的世代，也就是老一辈自由主义者与战时当政者毫不怀疑被赋予的框架，“从根本上讲没有变革意识，只是一味顺从”。同时他认为：“战后的年轻人的思想，继承了维新人的思想。”
丸山真男与竹内好也发表过同样的观点。如前所述，丸山认为“明治拥有与大正、昭和时代不同的东西”。竹内也以战败为契机，“重新审视了明治精神”，形容老一辈自由主义者是在“日本最好的时代”，“通过温室培养”完成人格塑造的人，“他们实际上难以抗拒权力，缺乏身体力行的精神，抵抗意识也十分薄弱”。竹内还认为，“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天皇制是可憎的，是应该被诅咒的，但与此同时，又是无论怎么挣扎都摆脱不掉的，像是命中注定的东西。天皇制的记忆，与所有恐怖心理连在一起。而这一点是老一辈自由主义者无法理解的”。
事实上，战后初期直至1950年代，根本没有论调将大正民主化作为战后民主化榜样给予评价。从大正民主主义的遗存政党政治家及老一辈自由主义者当时处于保守派的位置来看，没有这种评价也是理所应当的。
而且，年青一代知识分子都厌恶大正时期流行的教养主义文化。加藤周一于1946年7月发表《新星堇派》一文，批判爱读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与黑塞（Hermann Hesse）的朋友，战时宣传决战与“玉碎”，战后却高唱“和平、民主主义”。加藤认为，歌咏“星星”、“堇花”、“少女”的“星堇派”浪漫诗人，既不抗议战争，也对战败后饥饿的现实无能为力，“对社会历史问题连小孩的判断力都不如”，“只享受安全的文化，顺便满足自己的自尊心”，是“幼稚病患者的艺术思想游戏而已”。
丸山也于1946年10月的演讲《明治国家的思想》中批判道：“完全非政治性，也就是歌咏星星、堇花，迈向解放本能生活的个人主义。”当然，这些教养主义文化也是他们自己从年轻时候就熟悉的东西。但是，之后他们面对战争与战败的苦境时，这些教养文化没有丝毫作用。对拥有这些体验的他们来说，如加藤所言，宣传文化与美的大正教养主义简直是“令人作呕的东西”。
当时的知识分子都知道，大正民主主义没能阻止军部抬头而被瓦解。因此，他们绝对不乐意将自己的民主化取向比作大正民主主义。将“战后民主主义”比作大正民主主义的风潮出现于1960年代以后。当时，正值批判形式化、温和化的“战后民主主义”论调抬头。
以丸山为首的战后初期知识分子，在表达战败后的心情时，将“明治”定位为变革的时代。这时，“世界市民”一词意味着逃离政治，“国民”或“民族”一词意味着参与政治及“主体性”。这种论调并不是他们对民族主义的否定，而是与重现新民族主义的取向连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