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保守论者倾向于宣传以尊敬天皇为中心的“爱国心”及“公共心”。那么在他们心里，“个人的自由”与“公共心”又如何共存呢？我们可以从《心》举办的座谈会上竹山道雄的发言窥探这一问题：
……如果变成集体主义的话，政治将要决定一切，这样就另当别论。如果不这样的话，除了政治，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其他……可以有人只关心文化，而且必须有这样的人。……这是承担文化的人的责任。
在该座谈会上，也有人主张“人应该遵照各自的天分，扮演适当的角色”。这种身份制度的心理状态支撑着他们所提倡的“个人自由”与“公共心”并存。也就是说，“肩负文化的人”，也可以像大众通过劳动贡献社会一样，通过自由享受文化，以一般民众不可能的形式贡献社会。这种秩序是“传统的”并且是“自然的”，而介入该秩序的“政治”便是“集体主义”。
再者，在这些保守论者口中，“和平”一词也被赋予了一种独特意义。小泉信三一边赞成重新武装和《日美安保条约》，一边说“与祈祷民族间的和平一样，我希望阶级之间也是和平的”。而这种“和平”，也就是他们享受安定地位的战前的时代象征，即天皇。
1945年10月，评论家河上彻太郎撰写了评论文章《被配给的“自由”》。在该文中，他讽刺战败后回归言论界的“自由主义者”。河上认为，欧洲的“自由主义者”是与王朝或贵族制战斗的人，“然而我国的自由主义者，（1930年代）是左翼华丽的稳健中庸派，性格上保守的人居多”。他还认为这些人在日本政治失败后，以“不即不离的文化主义”抛头露面，“当然无法期待他们的积极性”。
同时，“明治”一词，“国民”、“民族”等词，正是在战后初期的混乱时代才显得具有革新意义。当时，秩序不稳定，国家的将来也是未知数，因此“重建国家”、“参与政治”等词，与之后的时代相比拥有不同的魅力。最终，随着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到来，社会开始稳定，“明治”、“民族”等词失去其作为革新派的意义渐渐被保守派吸收。
同时，高速经济增长也带来了保守派特征的变化。改革氛围高涨，参与政治就意味着加入左派的时代，反而是保守派提倡脱离政治的“个人自由”。而正因为1950年代之前的保守知识分子成长于贫富差距巨大的时代，这种“个人自由”与“公共心”、“爱国心”的主张才得以共存。
换句话说，对他们来讲，“文化人”这一国内的分工，不是有意识取得的，而是与生俱来的。在这种前提因经济高速增长而瓦解的时候，江藤淳等人形成了“提倡有意识地接近国家，取得社会地位与自我认同感”的保守论调。
以战争体验的记忆与巨大阶层差距为背景，战后初期有关民族主义的言论结构得以形成。当这种战争体验开始慢慢被淡忘，经济高速增长也开始到来时，这种言论结构也必然会发生变化。
（本文选摘自《“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日]小熊英二著，黄大慧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另外，老一辈自由主义者经常主张“自己的自由”，却批判他人的“自私”。而这一批判主要面向下层阶级的权利要求。在1948年的座谈会上，安倍能成认为，“我在战时便感觉到，战后工人对权利的要求会非常之大”。他还认为，罢工是爱国心欠缺的表现，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在战后降低，与此相反，工人却“拿到很多工资，受到特别待遇”，“简直被惯坏了”。
对于这样的安倍，日本共产党系哲学家松村一人反驳道：“您说工人阶级很放肆，认为他们在做与身份不相符的事情，对于这一点您非常在意。可是资本家们的放肆，您却一点都不在意。”同样出席该座谈会的清水几太郎也认为工人运动与民主化运动是“新式爱国心”的表现。但是安倍只以“虽然在这个意义上的爱国心也有可能，但我还没有体会到”作为回应。
“世代”的差异
然而，这种保守论者的倾向与丸山真男等年轻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有共通之处。他们大多出身中层或上层阶级，正如前文所述，丸山等人也曾表现出对大众的蔑视与对“下士官”的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