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一些老一辈“文化人”因是政治家及官僚的旧识，多被保守政权的内阁任命为官僚。1946年，币原内阁任命安倍能成为文部大臣，田中耕太郎与天野贞祐也接连被吉田内阁任命为文部大臣。值得一提的是，天野于1951年委托被解除公职的京都学派哲学家们制定《国民实践要领》，宣传对天皇的敬爱与家庭和睦，被认为是《教育敕语》的战后版而广受批评。最终，京都学派的铃木成高等人也加入这些知识分子团体，成为《心》的执笔者。
与《世界》起用丸山等年轻学者相反，小泉信三、田中美知太郎等人转而为《文艺春秋》执笔。此后，《世界》与《文艺春秋》在言论界相互对立。理所当然，1950年代，《世界》是受大学生喜爱的年轻人的杂志，而《文艺春秋》以年长一代读者为中心。
就这样，与言论界的代际交替一起，曾经的“自由主义者”成为保守论者。也正因如此，他们被称为“老一辈自由主义者”。
强调“个人”的保守
1950年代形成的保守论调大多宣传“现实”、“常识”、“传统”，批判和平主义为“空论”、“不成熟”、“幼稚”，尤其是小泉信三、田中美知太郎等人赞成重新武装，将国防的义务定位为“公共心”的一环并大加赞赏。
这种观点与之后的保守论调异曲同工。但1950年代的保守论调，与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后的论调相比，有几个特征。
其中之一便是有将战后民主化及工人运动与军部独裁等同视之的倾向。铃木成高于1949年给《心》的投稿中，认为“1947年的‘二·一总罢工’与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是同一性质”。小泉信三也于1950年谈道，“对军人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批判，大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借来的”。这种例子数不胜数。由这种倾向产生出的“昔日军阀，今日总评”等词后来经常被保守言论界使用。
尤其是经济学家小泉，强调马克思主义与总体战体制的相似性，并认为自由主义经济正因此而受损。这种论调与保守论者的代际交替一起暂时衰退，但到1990年代，以“1940年体制论”的方式再次出现。
另外，1950年代之前的保守论调中还有一个特征，即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后的保守论者，如第Ⅲ部将要分析的江藤淳等人，宣扬克服对“个体”的留恋，为“公”的国家做贡献。然而，1950年代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竭力强调“个人自由”。
例如，铃木成高指出，“活用并贯彻个人”才是保守主义。田中美知太郎也认为，“以自己的生活为中心，光明正大地利己一些比较好”。另外，武者小路实笃、和辻哲郎、安倍能成等也在《心》举办的座谈会上，异口同声地宣称“个人为主，政治为辅”，“不想失去自己的自由”，“打算重视自己”。
这种论调的背景还是他们的战争体验。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所谓的“个人的自由”，其实只不过意味着对抗“红色”与军部，以保护“自己的自由”。
事实上，1950年代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经常批判马克思主义为无视“个人”的集体主义思想。与此相反，当时的日本共产党批判“个人主义”，主张“政治优先”。1946年2月，起草日本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所采用的文化政策案的藏原惟人认为，“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如前所述，当时的日本共产党都认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而在恐慌使得自由主义经济停滞不前的现代，小资产阶级面临的是加入法西斯及帝国主义阵营还是加入无产阶级阵营的选择。在这样的状况下，保持“中立”或“个人的自由”意味着逃避加入无产阶级阵营，袒护帝国主义。老一辈自由主义者主张“个人为主，政治为辅”也是为对抗日本共产党论调而不得已提出的观点。
本章前半部分论述过，日本共产党也在这种对立之中批判“世界市民”。当时，享受西方文化是上层阶级的特权，精通西方哲学文化、提倡从“政治”中解放“个人自由”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正符合被批判的“世界市民”形象。
这种批判对老一辈自由主义者来说，只是介入他们生活的“政治”压力。铃木成高认为，“不被一切思想束缚的精神才是保守主义”，主张“诚实地尊敬好东西，这种精神是理所应当的，我认为这与精英意识毫不相同”。但在阶层差距巨大的时代，从日本共产党的角度来看，这种态度不过是无视派生小资产阶级生活观的社会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