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是什么横亘在丸山等人与老一辈知识分子之间呢？概而言之，便是由世代派生出的不同的战争经历。
丸山等人的年龄问题常被人忽视，这群“战后民主主义”的代表性论者在刚战败时都很年轻。以31岁的丸山真男为首，加藤周一、日高六郎、鹤见俊辅等都才二十出头。
丸山评论战败后自己参加的知识分子团体“青年文化会议”时，认为该“会议”是“三十岁出头的，多多少少共有被害者意识与世代论想法的知识分子的团体”。这里出现的“世代”一词，与“主体性”一词相同，成为战后思想的一大特征。
战争对许多人来说都是灾难，但是所受灾难的性质却因为世代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战时掌握政策及作战决定权的人，在言论界大肆讴歌战争的人都在四十多岁到五十多岁。与此相反，被动员到军队或工厂、被投入最前线的都是年青一代。
战时成为征兵与动员对象的是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人。即便运气好免于战死或负伤，但是学生充军被迫中断学业，或者走上工作岗位数年而被迫放弃，对于他们的职场生涯都有负面影响。复员后，即便尝试重新开始学习或工作，因基础设施不完善及社会动荡不安，他们也很难心想事成。
因此，多数年轻人抱有自己的人生规划被“年长一代发动的战争”破坏的意识。在军队，不少人有被逃往后方的年长上官留在战场的经历。在这个背景下，便出现了丸山所说的“三十岁出头的，多多少少共有被害者意识与世代论想法的知识分子的团体”。
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对年长的保守论者怀有强烈的反感。如鹤见俊辅批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时说：“（他们）没有一个人在1931年至1945年处于被动员的年龄。这一点是决定性的。是不是动员年龄，根本上决定了情感形成条件的差异。”
这种“受害者意识”与“悔恨”有着微妙的关系。丸山真男在1968年的座谈会上，虽然对没有抵抗军部的统治表示悔恨，却并不认为“自己个人有战争责任”。可以说，他们切身认为，应该被追究责任的，是当政者与年长一代。
如本书第一章所述，以丸山为首的年轻知识分子们，因动员而接触到“大众”。而与“大众”的接触在让他们感到屈辱的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分析日本社会现状、变革引发战争的社会因素的热情。战败后多数年轻知识分子虽然程度上有所差异，但都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共鸣。
然而，没有经历动员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无法共有这种心情。战败后，即便赞成彻底解散军部，但比起变革社会结构，他们更热衷于恢复他们习惯的战前体制。松村一人于1948年“关于世代的差异”座谈会上，对安倍能成及和辻哲郎等人说道：“我感觉你们的理想便是没有军队的旧政治经济结构。”
这些老一辈自由主义者认为，大正时期的日本才是正常社会，因为那时拥有知识的上层阶级操纵政治，自己享受稳定的身份与“文化”。而军人抬头后的昭和时期是突然发生的异常情况。他们认为，天皇的社会地位也在与政治密切结合的昭和时期发生异常，只要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天皇制与民主主义便不会有矛盾。
例如，津田左右吉于1948年有如下主张：“从明治、大正时期开始在社会上活动的人，认为这次战争是一部分政客与军人的策略引发的突发性特殊事件，是不幸的事变，并不认为是正常状态。而年轻人则不同，他们不知道昭和以前的时代，所以认为这次事变是日本的常态，是日本人的本质，并由此来推断日本与日本人的一切。”津田认为，叫嚣变革社会体制，是因为年青一代的无知所产生的谬论。
但是，年轻知识分子们并不这么认为。丸山真男批评“明治一代”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于1950年的座谈会上说道：
现代所谓明治时期出生的人，怎么也不承认日本最近的狭隘民族主义是明治以后的国家或社会体制发展中必然出现的东西。津田左右吉先生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认为过去的日本更加近代化，只是旁逸斜出粗鲁的军部及右翼而成了现在的状况。他还强调日本以前就有自由，也有批判精神。为什么明治的精英们会有这种感觉很有意思。确实，知识分子们生活的世界在观念上很近代，但这种观念的世界与一般国民生活的“思想”很遥远，国民生活本身与近代化程度之间非常不均衡。但是，生活在知识社会的人，知道那个社会氛围的人，却认为最近的超现实法西斯的出现是突发现象。因此，感觉是无药可救的粗鲁人支配了整个日本。事实上，不如说是这些人生活的知识社会是特殊社会，而一般国民生活在与其完全隔绝的环境与社会意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