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是一个难得的好年景，风调雨顺，地里的粮食长势喜人，眼看着就要获得大丰收。有经验的农民估计，今年的粮食收成至少要超过往年一、两成，苦日子总算快要扛过去了，一丝丝笑容终于重新回到了老把式们皱巴巴的脸膛上。
能不高兴吗？江淮流域已经连续四年遭灾，不是洪涝、就是干旱，农民们的日子早就过不下去了，除了已经淹死、饿死的，活着的人谁不盼望老天开眼，能有个好收成啊。现在好了，马上就要丰收了。
可等到新米刚一上市，农民们惊讶地发现，米价竟然比往年跌了好几块钱。无锡大米的价格在春夏之交时每石有十三、四元，现在跌破十元，到八元多。浙江的谷子甚至每石不到两元。
北方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绥远300斤谷子仅值一元钱，以至于没有人愿意去收庄稼，因为收上来卖掉反而会亏本，那还不如烂在地里算了。更有农民顾不得地里已经成熟的庄稼，举家而逃。
有人会说，既然卖不出好价钱，不如囤在家里，至少吃饭不愁了吧。这个想法是不错，可严酷的现实让农民们根本做不到这一点。首先是要交税，然后是要还债。
当时很多地方的田税是交钱，而不是交粮食。农民们只有把粮食卖掉才有钱交税，粮价这么低，税却没有降，也就是说，农民需要卖掉更多的粮食，才能交上足够的税。多收的粮食不但没有增加收入，反而还要赔钱。
至于还债，是因为连续四年的灾害，已经使很多农民一贫如洗，田地、房屋、牲口等等，都损失惨重，连买种子的钱都凑不出来。据1931年金陵大学的统计，131个受灾县当中，有三分之一的灾区没有种子来源，大量农民不得不把土地卖掉，以换取来年耕种的种子。
部分仍然保持田地的农民，也不得不举债，甚至是高利贷，以维持生存和购买种子。在陕西地区，最长不超过四个月，最短一个月，高利贷的利息便可以赶上本金。江淮地区的高利贷利息为61%。
因此到了新谷上市的时候，农民们为了交税还债，只能赶紧把新米卖掉，换来宝贵的现钞，即使粮商趁机压机，农民们也毫无办法，毕竟屁股后头债主摧得紧啊。
这样一来，大量新米同时上市，自然会造成价格下跌。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国际化的因素，同样造成了米价的大幅下降，那就是廉价的美国粮食进入了中国市场。
1929年正好爆发了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美国的粮食生产过剩，正愁没有销路。而中国又接连遭遇自然灾害，于是，国民政府在1931年，向美国购买了45万吨小麦，随后又进口了更多廉价的洋米。
1932年的洋米进口量从上一年的1283担激增至2684担，洋米、洋面垄断了大城市的粮食市场，连苏浙等传统粮食产区，都到处充斥着洋米，大大影响了国产粮食的销路，价格自然是直线下降。
连续四年的灾害，再加上内外夹攻导致的丰年谷贱，中国农民大批破产，挣扎在死亡线上，被迫卖掉赖以生存的田地。实在还不上，那就只好逃亡天涯了。
时人统计，1932年发生产权转移的土地中，有七成卖给了军人，其余的都卖给了大地主、大富豪。正好与当时军阀混战、地主买办横行的世道相对应。
那么，面对如此不公平的粮价，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吗？当然不是，早在两千年间，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发明了一种非常有效的办法——常平仓。
官府在粮价下跌时买进，防止谷贱伤农；在粮价上涨时售出，平抑粮价，保证社会稳定。这套制度由战国的李悝始创，汉、唐、宋、明、清等朝代都运用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