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三百多年时间里，一直实行“重文轻武”和“官场制衡”的统治办法，这一整套系统完备的制度使地方权力完全集中于中央，中央权力又完全集中于皇帝，铲除了藩镇割据的基础，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安定，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宋太祖赵匡胤靠“黄桥兵变”登上了皇位，他一即位便充分暴露出对武将的不信任和对权力失衡的无法容忍，既然他可以通过兵变黄袍加身，那毫无疑问，其他人也可以。为了不让历史重演，宋太祖及其后世皇帝建立了一套堪称中国最为完备的官场制衡机制，使五代以来朝纲混乱、武将乱权的局面不再出现。
“杯酒释兵权”意味着赵匡胤基本上收回了兵权，其后也就是在964年，他又有一个大手笔，一次性免了同为后周旧臣的三个丞相——范质、王溥、魏仁浦，并以谋士赵普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完成了从后周到赵宋的宰相人选过渡期。
虽然赵普忠心耿耿，可要是将宰相的大权交于他一人之人，赵匡胤似乎又不放心，而且赵普在宰相之位上也并非无可挑剔。他竟然背着赵匡胤收受吴越王的贿赂，结交藩王这是人臣的大忌，赵匡胤对赵普心生不满，马上又设置了一个“参知政事”的职务作为赵普的副手。
参知政事的设置，标志着宋王朝中央开始形成“两府”的格局，即宰相和参知政事并重，合成“宰执”。自武将兵权被赵匡胤收回后，他又特设了一个“武府”枢密院作为全国最高军事机构，枢密使是最高长官，但这个枢密使自设立后便一直有文官担任，就连副枢密使也基本上没有武将。
参知政事和枢密使的设置，很大程度上稀释了原来宰相的权力。越往后，宋代的宰相权力流失越大，其后出现过二相二参、二相三参、二相四参的现象。因此，朝堂之上政见不同常会导致两种乃至多种声音，皇帝便能够进行权衡和制约。
纵观宋代的每一次官制改革，都会发现参知政事的功能不断增强以削弱相权。到了至道年间，参知政事得以和宰相轮日执事，处理重大事务时可与一把手同升于公堂，其地位和宰相平分秋色。
宋代皇帝对文官的制衡乐此不疲，除了抬高参知政事压制宰相外，还通过抬高三司使的地位来绕过相权直接掌控财政大权。三司使指的是盐铁、度支和户部的合称，现代于北宋前期最高的财政机构，其职权是总管全国各地之赋税和国家的财政。
宋代中央的行政权经过多次分割，臣子们谁也无法作到独断专行。除此之外，他还将时刻面临来自另一个体系的官员的监督，这就是及具宋代特色的多重监察制度。宋代的最高监察机构为御史台，御史台的最高长官称为“御史中丞”。按规定，与宰相有门生、同年或私人关系较好的人一概不能担任此要职，这也是皇帝从舆论上制约宰相最重要的棋子。
宋代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御史中丞弹劾宰相（栽赃陷害除外），宰相就必须辞职，由副相升任宰相，御史中丞得以进身为执政。除了御史中丞，还有谏官，他们有封还诏令的权力，也就说，皇帝或是中书省下达命令时，他们要是认为不合适，可以封还不执行。因此，皇帝和宰相经常受他们的制约。
监察部门的另一个作用是监督司法，宋代名义上最高的司法机构是刑部，但实际上大理寺、御史台甚至开封府都拥有复合的司法权。另外，宋朝还设立了登闻鼓院、登闻检院、理检院、军头引见等机构受理各地的诉讼，也就是告御状。
宋代在监察制度的设置上几乎达到了苛刻的地步，在通过监察机关加强对司法的监察的同时，同时又规定了对监察机关的监察和互察制度。总而言之，宋代任何官员都没有绝对权力，处处要受到制约，最终拿主意的只能是皇帝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