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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启用王仁恭为马邑郡太守，担任抗突最前线的指挥官。而三原县令李靖则被调任为马邑郡丞。
隋炀帝于大业三年改州为郡，郡的长官称为某郡太守，二把手则称为某郡赞治，由于唐高宗名治，所以唐代在高宗以后写的史书为了避讳，就把史籍中涉及的赞治一律改称为赞务。至于改赞治为郡丞，则大约在大业九年——从史籍的记载来看，大业九年杨玄感之乱时各郡犹称赞治，而年底王世充讨伐刘元进的时候已经称江都郡丞了。不久炀帝又在太守之下，郡丞之上设置通守——通守在身份上接近太守，而且实际主持一郡政务，可以由郡守升格而来，等于是为以往被排除在体制外，难以进入高级官员序列的地方官的晋升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此一制度的出台，实际上自有其背景——隋代以前，由朝廷至县的行政架构分层都在四级以上，这是当时社会人文政治经济环境发展的自然结果，自有道理。
而隋文帝统一之后，虽然出于统一政令裁汰冗职的目的整理地方行政并没有什么错，但是强行将州郡合并，施行三级行政架构体制却是并不符合历史潮流的——以南北朝后期的实际情况，州以上地方主官算高级官员，基本上被世族和大豪强所垄断，郡一级的算中层官员，大多由大门阀的旁支或者一些中等的门阀出任。而在县一级算基层官员朝廷多数时候是放手给地方都督刺史们任命的，只需要保证效忠，不耽误征税征兵就行。州和郡、郡和县之间的层级鸿沟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很多时候即使花几代人的时间都不见得能够跨越。但是这样的层次安排，保证了官僚队伍金字塔结构的稳定性。
但是文帝砍掉这中间的一级之后——文帝的时候砍掉了郡级，炀帝又把州改为郡。——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在高级行政主官（州刺史）和初级行政主官（县令）之间的中级行政主官（郡太守）这一阶层直接消失了！——后来隋炀帝的时候虽然重新将州改称为郡，但是行政层级并没有增加，只是郡太守这个时候是以高级行政主官的身份出现了而已。——当然这并不是说朝廷的中层官僚队伍就不存在了，就消失了，在中央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的僚佐中依然存在着大量的中层官僚——只是地方政府的行政主官当中不会再出现中层官僚的身影罢了。然而这是会带来严重的后遗症的，如果整个国家的干部的任职履历中都出现这么一个缺陷——即官僚队伍中的几乎所有人都没有独立负责一基本单位运作的经历。长久下去必然导致官僚队伍这方面能力的下降，同时由于政府职能运作模式的调整要落后于机构调整的进度，必然导致政府控制能力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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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几个现代的例子——一般情况下，在军队里面世界各国实战型的高级将领多数都要求有担任师、团级部队主官的经历。我国现代的行政官僚体系在用人的时候也特别看重县市一二把手的任职履历。这是因为现在地方是基本是以县市一级作为基本行政单位，在县市、师团级岗位上的一把手任职履历对于锻炼和考验行政官僚在地方行政上全面的综合能力非常有益。
而在隋代的时候，县级行政单位的独立区域功能还不完善，郡一级的任职履历就成为官员养成教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阶段。缺失了这一环节，其他渠道的官员养成又无法在短时间内弥补这个缺陷，必然导致官僚队伍整体素质的下降。
这就像我们现在搞所谓的扁平化行政，搞什么省管县，撤销地方地级市对县级单位的管辖权，自以为是的找出一堆诸如能够减少行政成本之类的说辞来，实际上副作用大得很，搞下去多半得不偿失。
造成这一系列的变革的原因是为何呢？其后果又是如何呢？郡丞这一阶级在隋大业末年的社会生活中其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好多个隋唐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赫赫闻名的大人物都出自其中，如张须陀、王世充，当然还有我们的李靖——未来的百代战神卫国公大人。
按照隋代的政治惯例，郡和县级官员之间的任职是一道巨大的鸿沟，而郡的长官和佐官之间也存在严格的等级区分。郡的太守是一个独立行政区域的长官，其职官的行政等级在四品至三品之间。而郡丞，除去长安和洛阳为从四品以外，一律都是五品以下官。担任太守即意味着进入中央的高干行列，而郡丞依然只能算是相对高级的地方事务官僚。对于世家大族出身的大官僚来说，担任太守只是其任职履历的一个阶段。而对于那些门庭并不显赫的中等之家或者寒门之士来说，郡丞这一级别也许就是他们职务的顶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