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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述的张须陀，由于本身大概没有什么太强的家族背景，官一直也做不大；又如王世充，他的老爸是个拖油瓶，做来做去也就是个中层行政官僚，老爸的继父王粲勉强算个准高级军官。还有像李靖这样的，本来算门第显赫的门阀世家，但是由于政治事故被打入政治冷宫的。总之本来这群的人政治前途大概原本看上去都不大妙。倘若没有那场大乱，或许这辈子也就在郡丞这人生的顶点上再也上不去了。然而这群人当中，实是集中了一群当世最杰出的脑袋，乱世给了他们建功立业、改变命运的机会。
张须陀在齐郡丞任上多次击败暴动的民军，因此而获得炀帝的赏识，短短两年之内，由郡丞而郡通守，而河南道黜涉讨捕大使，成为一个大战略区的最高实权人物。王世充也是类似的经历，由江都郡丞而通守，进而为右翊卫将军为吏部尚书，直至篡位登基，其间也不过三五年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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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见《隋书.王仁恭传》：其年，始毕可汗率骑数万来寇马邑，复令二特勤将兵南过。时郡兵不满三千，仁恭简精锐逆击，破之。其二特勤众亦溃，仁恭纵兵乘之，获数千级，并斩二特勤。帝大悦，赐缣三千匹。）
而据《通鉴.考异》所引《大业杂记》，其实此事大概应该是和炀帝被围雁门同时发生的。实际的情况应该是大业十一年六月，炀帝由太原郡汾阳宫经楼烦郡，遭到突厥的攻击，炀帝派遣右武侯大将军范安贵阻击，安贵兵败死于军中——这个有范安贵的墓志可以证明。七月份炀帝经楼烦郡的天池（位于管涔山附近）退入雁门郡，八月被困雁门城。
当时的情况是马邑位于楼烦和雁门的北面，隋军自定襄而下，既然能够直接袭击位于楼烦郡的岚城，肯定是要先经过马邑的——因为在马邑和楼烦郡的西境就是黄河，突厥大军不可能直接跨黄河自西往东作攻击前进。那么也就是说，其实马邑并没有挡住突厥的南下——在炀帝退守雁门之前，其实已经和突厥人在前线耗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当然，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至少马邑当时并没有全面陷落，甚至在炀帝被围雁门，雁门全郡只剩下两座孤城的时候，马邑郡至少还有几个据点掌握在隋军手中——而这些据点，肯定将会影响到突厥人的机动与后勤。在马邑郡境内，比较适合人生活的区域主要就是桑干河流域从善阳（今朔州）到云内（今大同）这一片，除此以外，往北往西都是大片的丘陵山脉，能够供骑兵机动渗透的道路实在是很有限。那么始毕所能做的很可能就是留下一部分兵力，守住南下的通道，监视马邑守军的动向，而大部队越过据点作蛙跳攻击。这就必然面临一个问题——如果留下监视的部队太强，则会削弱前线的攻击力量，而如果留下监视的部队太弱，搞不好就无法维持后勤并保证撤退的通道的安全——不要以为只要是骑马的民族就没有后勤压力了，骑兵的使用如果不合理，比步兵后勤压力还大，何况突厥人也不是玩骨箭的匈奴，突厥人毕竟是要自己锻铁打造兵器和其他用具的。
总之，当九月份始毕从雁门解围的时候，马邑的据点依然没有攻克。然后在突厥撤退的过程中，炀帝派出的援兵配合王仁恭的马邑守军截了突厥人的后卫部队，斩俘各有几千人，并杀了两个突厥特勤。也算挽回一点面子。
纵观隋末这几年的历史，在不少关键的时刻，关键的地点，太守往往没有留下明显的历史踪迹，而出彩的大多是各郡的郡丞、通守这些二三把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
至于李靖本人，大约是于大业十一年开始担任马邑郡丞的。他的任职又是谁的决定呢？是王仁恭还是李渊？抑或者是炀帝本人？王仁恭只是郡太守，李渊也不过是刚调任为河东讨捕大使，虽然据说拥有在河东辖区内的人事任免权，但是也仅只限于河东诸郡内，而李靖所任职的三原县乃是属于关内道的西京长安直辖，所谓的近畿之地，西京留守为卫文升，当时李渊的级别还要低于老卫，故不可能从卫文升手里直接要人。那么最可能的情况是，由王仁恭向李渊或者炀帝直接打报告提出将李靖调职的要求——由于当年两人曾经在汲郡共事的经历，相互之间可谓知根知底，王仁恭出于给自己找一个能干的副手的考虑向上级打报告要求调人这就很合理了——然后炀帝给予批准了。对于一个副厅级干部的任职，炀帝一般不可能给予过多的关注。但是李靖既然是杨素和牛弘都曾经大力夸赞过的才俊之士，并且据说过去几年在县处级干部的考核中多次名列前茅，而今又担任的首都附近的县令，那么炀帝如果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也不奇怪——如同今日主席虽然不可能记住全国两千多个县委书记的名字，但是记住昌平区或者大兴区的书记恐怕还是不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