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卫文麿自小学习成绩优异。1909年，他从学习院中等学科毕业，通过考试进入第一高等学校[1]就学。 一高是当时非常难考的学校，近卫文麿学力之高也是可见一斑。近卫之所以选择这所学校，同当时的一高校长新渡户稻造关系甚大。新渡户稻造曾前往学习院做演讲，感动了当时的近卫，以至于入学之后，近卫还拜访了他，听其教诲。[2]当时新渡户稻造大力主张教养主义，这应该是筒井清忠：《近衛文麿——教養主義的ポピュリストの悲劇》一书的出发点。
1906（明治39年）到1913（大正2年），也就是新渡户稻造担任一高校长的时代，正是日本教养主义盛行的一段时期，新渡户稻造致力于将一高的校风向教养主义的方向改造。当时高等学校处于文学与哲学盛行的时代，学生或者谈论自然主义，或者谈论社会主义，思想非常自由。近卫在这种环境下积累了丰富的素养训练，进行了充分地阅读与思考，培养了绘画的兴趣。可以说这三年的校园生活，对于近卫的生涯有着极深的影响[3]。
《近衛文麿——教養主義的ポピュリストの悲劇》一书就以教养主义为切入点，强调近卫的悲剧是其受教养主义影响的产物。近卫师承新渡户稻造的教养主义相对于克贝尔的教养主义更加注重实践性，同时有着折中主义的倾向。“一般的教养主义者容易变成折中主义是不可否认的事实。”[4]这体现在近卫一开始批判英美本位的国际秩序，中间经历了国际协调时代，从上海事变后又回到了反英美本位的立场。并且近卫下台后反对苏联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实上变成了亲英美派。这种态度的转变都体现了这一折中主义。其次，作者认为教养主义下的大众迎合主义同样是导致近卫悲剧的原因。大众迎合主义使得近卫怀有强烈的救国愿望，但日本的形势注定了这种努力不会成功，即使是西园寺公望处于近卫这样的境地，也不能比近卫做得更好[5]。而战后被人指责，却没有人去考虑近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大概就是近卫悲剧的根源[6]。实质上还是为近卫辩护，使其逃脱战犯的指责。
旧制高校要求至少一年居住在宿舍中，近卫也不例外。近卫当时的德语老师风见谦次郎[7]曾对矢部贞治描述过近卫当时的模样。一高时期的近卫情感细腻、头脑聪明，比其他同学高出很多。因为近卫的公爵身份，他感觉与同学和老师甚至家人之间都存在隔阂，这使他十分寂寞，甚至常常思考人死之后会变成什么这种深奥的哲学问题。我个人认为这就是青春期的正常表现。不只是沉迷于校长新渡户稻造的教养主义，在一高当时著名的德语老师岩元祯的劝告下，醉心于古罗马诗人荷马的著名史诗《奥德赛》以及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近代剧。以此为契机，近卫进一步阅读了歌德的言行录、托尔斯泰的小说、希腊神话以及德富芦花、夏目漱石、岛崎藤村的小说和哲学以及佛学的入门书籍。阅读一方面丰富了其知识储备以及锻炼了良好的外语水平，还交到了诸如山本有三、菊池宽和久米正雄这样的朋友。随着近卫阅读的深入以及对教养主义的学习，他逐渐对贵族生活产生了疑问。他认为，要想实现他认为的幸福美满，就不得不打破原来那种住大房子、有无数仆人照顾以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贵族生活方式。[8]
怀着对于哲学的热爱，近卫考入了东大哲学科，但是不到一月就转学去了京大法科。转学的理由我总结有三：①对于法科萌生兴趣②东大的授课无趣③哲学科对于数学和物理有要求。所以权衡再三，近卫也是做出了转学的决定。在京大，对于近卫影响最大的数是河上肇。
在京都时，近卫常去河上肇的书房中学习。河上肇当时致力于研究马克思，所以给近卫推荐阅读了诸如《卡尔马克思的生涯和作品》和《现代的社会问题》的英文原书[9]。尤其是后者认为自由放任经济以及对财产权的尊重导致社会不公的产生，这一观点对近卫产生了很大影响。河上肇从其国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日本想要在国际社会中幸存并成为强国，首要任务是消除国内经济的不平等。随着近卫对经济学学习的深入，逐渐同河上肇的观点产生共鸣。乃至后来在《贫乏物语》[10]的影响下，通过抑制现实中经济上处于领先地位的群体来保证现实社会稳定的“自制论”成为之后近卫政治思想的基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