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五 克孜尔石窟渭干河
克孜尔石窟虽然只有六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但却是极其辉煌的，她对灿烂的古代西域文明和佛教文化艺术向祖国内地东渐传播与发展，以及中原地区佛教回传龟兹并向中亚地区辐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正如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宿白先生曾指出的那样：她是中国佛教文化的摇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河西、中原石窟艺术的发展，成为中国石窟艺术的起始点。
1961年3月，克孜尔石窟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6月，克孜尔石窟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的一个重要遗产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使这座承载世界文明，在佛教传播进程中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的千年古寺，展示在世界面前。下面我们从克孜尔石窟所表现的佛教思想、建筑、雕塑、绘画、乐舞、服饰和民俗等几个方面进行分别介绍。
佛教思想
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以摩羯陀为中心大力推行佛教，范围远及巴基斯坦、中亚地区等。公元前后，佛教由印度传入龟兹地区，至公元3-4世纪，已在龟兹非常盛行，开窟造寺活动频繁。克孜尔石窟遗存是龟兹佛教的历史见证，展现了由丝绸之路的宗教交流而引发的佛教石窟寺这一源自印度的寺庙形式在西域的传播。克孜尔石窟反映了小乘说一切有部“唯礼释迦”的佛教思想，此派的基本教义是“三世实有”和“法体恒有”。讲究通过出世四度的修行，进入灰身灭智的涅槃境界。（图六）此外，石窟壁画中也有反映法藏部思想和大乘佛教的内容。
大小乘佛教的激荡是克孜尔石窟壁画的一个显著特征。克孜尔石窟壁画中充满了歌颂赞美佛陀的内容，如对同时代六位外道哲学家的降服以及表现全身交替出水火的神变像。窟内也能找到大乘佛教的踪迹，尤其是那更为神奇的化现千佛的景象，证明了大乘思想在古龟兹的流传。
图三十五 克孜尔石窟189窟主室侧壁龟兹供养人
龟兹服饰是在龟兹历史长河中日积月累所形成的深厚广博的复合体，是古代龟兹物质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近代考古发掘证明：从新石器时代起，就有人类在龟兹劳动生息。考古学家曾在库车境内的哈拉墩遗址发现了耳坠、耳环等装饰品，其中有一直径32毫米、宽20毫米天然石子制成的椭圆形耳坠，在石的上端凿一径4毫米孔为穿线之用，中间凿有3毫米之槽供系线之用。这一考古发现说明，龟兹早期居民已开始利用石制品装扮自己、美化生活。在发掘的石器制品中，还发现一件石纺轮，它的问世，无疑向我们揭示着龟兹纺织业的诞生。在散乱的骨器中，考古学家找到不少用于缝纫和梳妆的骨锥、骨针、骨簪等物品。据黄文弼先生考证，这些石器、骨器是公元前3至1世纪的遗物。由此说明龟兹早在公元前3世纪时就已经用骨针缝制衣服，且有佩戴石制耳坠、耳环之习俗和风尚。他们生活在自然环境极为严酷的戈壁瀚海边缘，依然用自己的双手装扮自己，打造美好的生活。
公元前69年（宣帝地节元年），乌孙公主路过龟兹，龟兹王绛宾留女不遣，即与联姻。汉亦以主女比于宗室，号称公主。公元前65年（元康元年)主女与绛宾俱入朝，备受宣帝宠爱，赠送甚厚，绛宾亦乐于亲汉。绛宾回国后，史称“乐汉衣服制度，治宫室，作缴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绛宾作为一国之主既如此崇尚汉文化，其国民之仿效之风当不难想象。
两汉时期，匈奴曾雄极一时，一度占据龟兹。汉与西域时通时绝，但是汉与西域人民的关系始终保持亲密和友好，龟兹国“乐汉衣服制度”就是绝好的证明。这一时期的龟兹服装尽管受到中原汉民族的影响，但是却始终以当地民族服装形式为主。龟兹人一般喜穿长袍，袖口窄小，缘有锦绣，袍长没膝，对襟式样。这种服饰与当地干旱多风沙的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窄袖便于射猎，袍长没膝既可遮挡风沙，亦可御寒。腰间束带，便于佩剑及悬挂各类日常生活用具。而缘锦绣则意味着龟兹人对服饰美的崇尚。由此可见，龟兹民俗与服饰是古龟兹人民在劳动生产和生活，以及与自然斗争中的积累和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