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孜尔石窟是古龟兹人文发展的一部历史大典，壁画中所展现的龟兹民族的语言、人种、服饰、信仰以及生产、生活与乐舞活动场景，为已消失的文明提供独特见证。壁画中的生活、生产场景，反映出古龟兹地区融合了中原和西域及本民族文化所形成的特有的生活方式，连同上述佛教美术、音乐场景一起，生动再现了龟兹作为古丝绸之路重要枢纽的昔日繁荣。
克孜尔石窟作为丝绸之路承载世界文明，以及多元文化融合交汇、佛教传播进程不可替代的历史典范，历经千载，虽然满目苍桑与斑驳，但其跨民族、跨文化的包容性与兼收并蓄的多元化创造，依然当之无愧地成为造福人类文明和文化艺术发展承前启后的摇篮。
（本文原标题为《丝绸之路上的克孜尔石窟》，作者系龟兹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石窟建筑
克孜尔石窟包括中心柱窟、大像窟、方形窟、僧房窟、龛窟、异形窟洞窟类型及由上述洞窟类型组合形成的多种洞窟组合形式。其中，最具特点的是中心柱窟和大像窟。
中心柱式的“龟兹型窟”是克孜尔石窟形制方面的最大特色和创新，代表有第8窟、 17窟、38 窟等 60 余个洞窟。（图七）
图七 克孜尔石窟第8窟主室内景
这种洞窟系在石窟中央凿出一方形柱体，象征着佛塔，主体正面开龛，内置佛像。柱体前面的主室空间较大，顶呈纵券式；前面的前室或前廊多已塌毁无存。柱体另外三面也与外墙壁间形成供礼佛右旋的行道。
该类型的石窟源于印度以塔为中心的“支提窟”，印度最早的塔庙窟诞生于大约公元前2世纪，塔庙窟礼拜的核心为一座佛塔。在马蹄形的塔庙窟中，洞窟后端放置覆钵形佛塔。信徒礼拜时需穿过长长的通道，向右按顺时针方向绕塔巡礼。
龟兹人一方面保留其原有特点，即把佛塔作为礼拜的中心；另一方面，又融合克孜尔当地砂岩的结构特点和中亚游牧民族的丧葬习俗及佛像崇拜兴起的现状，在中心柱上开龛，放置佛像，使其具有了佛塔和佛像崇拜双重功用，并使中心塔与窟顶相接，又起到支撑柱作用；同时区分出洞窟前后室，形成了印度所没有的中心柱式石窟，也称“龟兹型窟”。该种形制的石窟东传并显著影响了河西地区的敦煌石窟、中原地区的龙门石窟、云冈石窟中早期的洞窟形制。
大像窟也是礼拜用窟。一般无前室，只有主室、后室和中心柱部分。主室一般高达十几米，主室后壁立有大佛像(现均已毁)。大像窟后室宽大，早期和中期都设有涅槃台，上塑佛涅槃像(大部分已毁)。后期开凿的大像窟，形制上有所变化，主室与后室间已无中心柱，而是由立佛的腿部分隔出主、后室。
图八 克孜尔石窟第47窟外景
克孜尔大像窟是世界同类洞窟中现存开凿年代最早者。以47窟为代表的6 处石窟内置有大型立佛，佛像均在10 米以上，称为“大像窟”。（图八）这种在开凿大像窟并在洞窟内雕塑大佛的传统对新疆以东地区石窟的开凿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有可能影响了葱岭以西阿富汗等地区。
雕塑艺术
石窟是佛教艺术的综合体，由石窟建筑、雕塑、壁画三位一体组合而成。克孜尔石窟雕塑，主要以彩绘泥塑、木雕、石雕等艺术形式来表现佛、菩萨、天人等佛教内容，与石窟建筑和壁画融为一体，烘托出清净、庄严的宗教氛围。在艺术表现与风格上以本土和中原艺术为基础，融合犍陀罗、笈多及萨珊波斯艺术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龟兹雕塑艺术风格，曾对我国河西地区及中原佛教造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图九）
图九 克孜尔石窟新1窟出土佛首
由于诸多历史因素，目前包括克孜尔石窟在内的整个龟兹石窟群遗存下来的雕塑较少，主要是彩绘泥塑、也有少量木雕。如1907年～1914年间德国探险队掠走的彩绘泥塑头像（图十）、人面像身塑像、木雕伎乐和木雕立佛等（这些作品目前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在克孜尔石窟寺又陆续发现一些残破的泥塑头像，在克孜尔石窟新1号窟右甬道外侧壁则发现了一躯立像下部，后室发现一头部已损、躯干尚存的涅槃像（图十一），196窟后室前壁龛内则发现有石蕊像等等。
